自然人格与社会人格的冲突

贾宝玉的行为就是受自我本能力的驱动，而不受世俗礼教的规范。他“爱惜东西，连个线头儿都是好的；糟蹋起来，那怕值千值万的都不管。”“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他创作诗文时也能保持一种内心的自由，如写《芙蓉诔》时，“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去痛，辞达意尽为止。”对于强加在他身上的种种束缚，他深为不满。他曾激愤地对柳湘连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统治者分别采用了劝、骂和打等手段，试图改变他的天性，使他“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但都以失败告终。

宝玉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他喜欢大观园中的女孩儿，就反映了他崇拜童真的意识。他认为“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了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了光彩宝色，是颗死珠子；再老子，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这是因为女孩子长在深闺，几乎与外界世界隔绝，“道理闻见”不得而入，所以易于葆持童心，而一出嫁，从此“染了男人的气味”，童心也就开始丧失。

宝钗由于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童心也逐渐失去，而变得和贾雨村、王熙凤一样具有了“机械心”。所以“发而为言辞，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文辞，而文辞不能达。”⒁她的种种言行都是经过了充分的理性化思考后做出的；她的种种情态也是为迎合封建礼教规范而人为做出的。她做生日时，贾母问她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她深知贾母年老之人爱看热闹戏，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平日所好者说了，使贾母非常喜悦。元春送来自制的灯谜，宝钗近前一看，觉得“并无新奇”，为了讨好元春，却“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就猜着了。”送礼物时，即使人人讨厌的赵婕娘也少不了一份，使赵姨娘感动不已，说“怨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来果然不错！他哥哥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儿送到，并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他都送来了；若是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那里还肯送我们东西。”她为人处事的准则是：“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虽然是个玩意儿，也要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然后方大家有趣”。她对自己的个人嗜好也是加以压抑的，她小时候也喜欢读“杂书”，“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从此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她生活简朴，不事雕饰，清心寡欲，闺房内的陈设“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空瓶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作者用一个“时”字高度概括了宝钗的性格特征。这种“人格的美”是“做人的美”，即为了获得别人的好评价去“做”出好的言行举止。而封建社会推崇的正是这种虚假的自我，这种扭曲的人格美。而具有天然美的宝玉却因为“不合外人的式”，以致“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自然人格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淡化或缺乏社会参予意识。宝玉挨了打，宝钗去看望他，宝玉大受感动，自思道：“我不过挨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假若我一时遭殃横死，他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湖涂鬼祟矣。”由此可见人生事业在宝玉的心中是何等地位，况且我们终其卷仍不知宝玉所谓“人生事业”到底是什么。在贾氏子孙中，唯一可以造就以挽救贾府颓败命运的人材只有宝玉，所以宁、荣二公之灵早就嘱托警幻仙姑，劝宝玉“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但宝玉辜负了祖先的期望，他不愿读书中举，为官作宰，没有理想，没有追求。他认为中举做官，会失却心灵的纯洁和美，与人性格格不入。他认为治家也是“俗”事，贾府的潜在危机，连黛玉都看出来了，认为“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却毫不在乎地说：“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探春曾感慨万端地说：“我们这样人家人多，外头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小姐，何等快乐，殊不知我们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害。”宝玉却说道：“谁都象三妹妹好多心，事事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尤氏接着道：“谁都象你，真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玩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宝玉笑着回答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又说：“人事莫定，知道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遂心一辈子了。”可见他一心无挂碍，过一天算一天，所以人称“富贵闲人”。

宝钗则不断进取，有浓厚的功名富贵思想。她来京本是去皇宫竞争妃嫔的，元妃说皇宫是“见不得人的地方”，宝钗却对她羡慕不已。她有一颗想依附封建势力而飞上高枝的野心，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她认为男人就应该“读书明理，辅国治民”，所以她总是劝宝玉攀登仕途，虽屡遭抢白嘲讽，仍喋喋不休。在曹雪芹后四十回的构想中，她与宝玉结婚后，仍“借词含讽谏”，直接导致了宝玉的“悬崖撒手”。

清人涂瀛比较说：“宝钗善柔；黛玉善刚。宝钗用屈；黛玉用直。宝钗徇情；黛玉任性。宝钗做面子；黛玉绝尘埃。宝钗收拾人心；黛玉信天命，不知其他。”⒂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宝钗和黛玉的性格，若把黛玉换成宝玉也是一样。在封建社会中，宝钗的性格比黛玉更受到大众的欢迎。“略可望成”的宝玉是贾府的希望之光，统治者当然希望给他找一个“贤内助”，选择的结果自然是舍黛取钗。“金玉良缘”是世俗社会人格相结合的象征，后来因为宝玉未能“改悟前情”，向社会人格方向发展，这样，自然人格与社会人格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终于造成了金玉良缘的婚姻悲剧。而“木石前缘”是自然人格相结合的象征，但又为世俗社会所不容，也同样造成了爱情悲剧。

自然人格得不到世俗社会的认同，为统治者所不容，但也同样得不到下层平民的理解。如兴儿就说宝玉“成天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傅秋芳家两个婆子见到宝玉后，在回家的路上议论宝玉。这个道：“怪不得有人说他家宝玉是外像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果然有些呆气。他自己烫了手，倒问人家疼不疼，这可不是个呆子？”那个道：“我前一回来，听见他家里许多人抱怨，千真万真的有些呆气。大雨淋的水鸡似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你说可笑不可笑？”甚至连与作者过从甚密的脂砚斋，在批点《红楼梦》时也困惑不解。他称宝玉为“今古未见之人”，“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贤，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实亦不能评出二人（指宝玉、黛玉）终是何等人物。”对此，小说中的贾雨村试图对这种人物性格的形成从禀气的角度作出解析，他认为大仁者应运而生，禀赋了天地之正气；大恶者应劫而生，禀赋了天地之邪气。而当正、邪两气相遇时，“正不安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而后始尽。”宝玉这种类型的人就是正气和邪气相互激荡的产物。马克思曾指出：“‘特殊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⒃贾雨村对人格形成的解析离开了现实社会，所以只会越解析越使人糊涂，堕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