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时代和生活的良心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裂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在公元七三六年第一次游历齐赵期间，杜甫写下这首《望岳》。这首诗，一二句说远望之色，三四句写近望之势，五六句写细望之景，七八句虚摹极望之情志，处处突出一个“望”字，全诗色调对比强烈，造语奇崛，气象阔大，体势飞动，音韵铿锵，显示出青年杜甫非凡的诗歌艺术功力，和对于生命、生活及前途，充满了乐观和自信，洋溢着积极向上、一往无前的乐观主义精神。杜甫的准备看来是充分的；在我看来，正是这样一位以如此阔大的胸襟和气度“望岳”，并誓言“会当凌绝顶”的人，才有资格要求以诗人的名义进入他的时代。事实上，正是从《望岳》开始，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诗人终于用一生的时间穿过时代的黑暗走廊，登上了“一览众山小”的中国古典诗歌艺术高峰。

读这首诗，每每感慨系之：我们似乎很难将这样一位杜甫，与另一位忧国忧民、终生辗转流离、吃尽苦头、最终贫病交加、不得不在一条破船上悲惨死去的老年杜甫放在一起。杜甫生于公元七一二年，死于公元七七零年，享年五十九岁。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前所谓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大体看来，三十五岁以前，是一段相对平静的读书和游历的时期。但由于这一段快意生活，在现存不到三十首诗中，还没有什么代表性的佳作。从三十六到四十四岁，渡过了一段长安困守的时期。由于奸臣当道，这段时间，杜甫不仅不能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反而不得不过着“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一时期写下《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现实主义杰作。四十五至四十八岁，正值安史大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诗人历尽艰辛，在身陷叛军、后又只身出逃的过程中，看到了叛军焚掠屠杀的社会惨象、亲身经历了家破国亡的巨大痛苦，接连写出《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自四十九岁起，杜甫辞官，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吃尽千辛万苦到达成都，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段漂泊西南的生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岁晏行》《秋兴》等，即为此一阶段所作之代表作。公元七七○年冬，在“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哀吟中死在由长沙至岳阳途中的一条破船上，直到八一三年，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把停在岳阳的灵柩运回故里，归葬偃师。

在有唐灿如群星的诗人群里，只有李白堪与杜甫比肩。在李白的年代，社会安定，万国来朝，人民安居乐业，国力达到极盛，整个社会充满信心，从唐僧取经的故事看到，边疆蕞尔小国无不以大唐为尊，诗人们感受到的正是这种蒸蒸日上的盛唐气象。从诗人一面看，由于全社会呵护和供奉诗歌，朝廷以诗取仕（唐的中国，恐怕是全世界惟一以诗取仕的国家），诗人居于社会明星地位，李白仅凭诗名，居然能壮游天下，待招翰林。李白的诗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反映了大唐帝国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而杜甫则完全不同，安史之乱沉重打击了李唐王朝，诗歌的声部从此让位于杜甫那沉郁顿挫的悲怆之声。前人认为，李白的诗才得自天授，率意天成，不事雕琢；杜甫的诗学养丰赡，法度严谨，扎实硬朗，更多锤炼功夫，乃人力之极致；青年时把玩李诗，到老年转而把玩杜诗，这些说法都颇有见地。李白和杜甫，乃是同一诗心在不同时代发出的不同声响。诗歌的声音变了，因为时代的现实变了，对诗人研磨的力度变了。如果说李白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使气任性的诗篇，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后世读者个性张扬的白日梦，那么，杜甫的诗则沉潜到时代生活的最深处，深深地触及了生活坚硬的河床，容纳了他那个时代最为深广的生活内容。杜甫的诗艺，题材广阔，纵横挥洒，炉火纯青，达到了化境。有论者认为，古典诗到杜甫这里就到头了，本人深以为然。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的集大成性，从两方面说：一是从题材，杜甫诗歌的题材是最宽泛的，在杜甫那里什么都可以入诗，除了那些抒情诗的传统题材，举凡老吏捉人、新婚夫妇别离、向前线开拔的军队、朝廷里的政治事件、公孙大娘舞剑、曹琨画马、个人的生活事件等等，都得以撷取入诗，并在杜甫的诗里化为绝唱。诗歌的题材对杜甫而言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他用诗写传记、写游记，写自传，写奏议，写书札，大凡别人用散文来写的，他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在他之前，七言律诗多为歌功颂德和赠答酬别之作，杜甫却用来抒写现实。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即事名篇”的写作手法，直接开启了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其次是各种诗体，在杜甫这里全面成熟，几乎每一种诗体，杜甫都写出了好诗。诗歌作为一门技艺，在杜甫这里不再成为困难。杜甫是以自己的实力登上唐代众诗人之上的一座高峰。三是从作品的量看，杜甫既有众多脍炙人口的抒情短章，也有许多长篇巨制。打开杜诗全集，各类诗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大部分诗人穷其一生，都只是在诗歌的某一个倾向上挖掘，不惜将这一倾向推向极端，只要在某一个向度上挖掘得足够深，开掘得足够远，就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也很重要的诗人了，很少有人像杜甫这样在全方位的向度上挖掘，几乎在每一个向度上都挖出了富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时代对每一个人是公平的。大家都面对着同样的时代，只有杜甫以那样阔大的胸襟拥抱了自己的时代。更可贵的是，哪怕是在一生最困难的时候，他都能把这种爱保持到底，使他的诗歌拥有了史的坚实内容和诗美的灿烂外观。杜甫的艺术实践表明，只有那些准备充分、并且意志极为坚定的诗人，才有可能格外有力地从时代内部穿过，从而触及到生活的谷底。诗人的成功，取决于诗人个人生活经历的深度和广度，与一个诗人进入时代的姿态密切相关。诗人的成就是时代合力的结果，那些自然的情境、社会政治运动、甚至个人经历的重大事件，都像是一把把重锤，时时刻刻以不同的力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合力打造诗人，诗人杜甫以自己一生的苦行，恰好通过了诗歌的极为苛刻的遴选。杜甫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也是伟大的一生。著名学者葛晓音这样写道：“他一生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深切地同情人民的苦难，执着地关怀现实政治，写下了大量抨击时弊的优秀篇章，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广阔的社会现实，因而被称为‘诗史’；他的诗歌集前代诗歌艺术之大成，形成了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同时又擅长各种诗体，表现变化多端。被后人尊为‘诗圣’的杜甫，为中国的人文精神树立了忧国忧民的百世楷模；为中国的诗歌艺术树立了沉雄博大的最高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