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

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盛唐和前代相比有一些新的趋势。从这些趋势中也可以看到盛唐气象：

首先是面向外部世界。初唐诗歌的发展脉络是从宫廷御用的路线转向个人抒情的路线，这是很大的进步。如果只是沉溺于个人感情的纠葛之中，而不能面向外部世界，那还是很有局限的。盛唐诗人既不用诗去讨好帝王，也不把诗当成只供个人玩赏的小摆设，而是把一己之情融入普遍性的主题之中。这普遍性的主题就是社会政治主题，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创造出长治久安的局面。李白抱着宏伟的理想，欲“济苍生”、“安社稷”，“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后像鲁仲连、范蠡、谢安那样功成身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突破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虽然一生未达，却始终以天下为己任。

其次是表现新的体验。盛唐诗歌的题材都是旧有的，无非是感遇、咏怀、咏史、山水、田园、离别、闺怨、边塞、从军、宴饮等等。明代张之象《唐诗类苑》收有１４７２位诗人的２８２４５首诗，占《全唐诗》的五分之三。此书按题材分为３９类，没有哪一类前代未曾写过。可见盛唐诗人的贡献并不在开拓了新的题材，而在于他们就原有的题材，找到并表现了新的体验。例如边塞诗早在汉魏就有了，此后一直没有中断过，可是许多人写边塞诗未必到过边塞，而盛唐的边塞诗多出自诗人亲身的生活体验。高适以政治家的眼光议论边防之得失，王维和岑参以诗人的敏感描绘边塞奇异的风光，王昌龄以战士的口吻诉说内心复杂的感情。例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燕歌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这样真切的诗句以前是少见的。

第三是大眼光、大格局。初唐以精细为美，盛唐以阔大为美。李白的眼光简直是宇宙眼光，他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同科。”（《日出入行》）又说“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他与宇宙处于平等的地位，也可以说他心里装着整个宇宙，并以这种气魄看待社会与人生。这是一种全新的眼光和格局，正如皮日休所说，李白是“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刘枣强碑》）此外如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远》）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眺》）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凉州词》）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望岳》）这些盛唐的佳句都表现了大眼光、大格局，具有雄伟的气魄。

三、开明与开放──盛唐气象的根基

盛唐气象的形成有诗歌艺术方面的原因，例如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意象的运用与意境的呈现等等，这在拙作《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以及其它一些论文中已从多方面做过论述，本文限于篇幅不再重复了。

下面仅从历史、文化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方面做一番探讨。

从历史、文化的发展这个角度看来，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南北文化的交融。晋室东渡之后，中国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分裂和战乱。在这期间，南北双方的文化呈现相当明显的差异。南方喜庄老、尚清谈，注重抽象名理的论辩；北方流行汉儒的经学，注重人的行为准则。南方文风华靡，北方文风质朴。南方的书法多见于帖，南帖飘逸；北方的书法多见于碑，北碑凝重。《隋书·文学传序》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之大较也。”很显然，单一的南方文化或单一的北方文化，都有局限性，如果不能融合就不能蔚为大观。隋朝统一全国，以及大运河的通航，已经开启了南北文化互补的过程。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文化交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南朝的“文”妆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隋书·文学传序》）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的、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如果说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么盛唐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李白带有蜀地的浪漫与豪情，杜甫带有中原的纯朴与厚重；王维信佛，李白崇道，杜甫尊儒。盛唐的许多诗人都有一段漫游的经历，这只有在国家统一的时候才有可能。南朝的诗人足未涉黄河，身未登泰山。

而北朝的诗人，亦未能见到南方的奇山异水。若论眼界、胸襟和见识，他们就差多了。盛唐的诗人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白五岳寻仙，四海为家，足迹及于大半个中国。杜甫也有一段壮游时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都留下他的足迹。当时的东越即现在浙江东部地区风光奇丽，许多诗人都到那里寻幽探胜，觅得诗的灵感。就连大半生隐居在家的孟浩然，也有浙东之行。至于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远走东北、西北边陲，充分体验了军旅的生活，目睹了边塞的风光，他们的眼界就更不一般了。其次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地方，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在八世纪前半叶人口已达百万，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敦煌石窟中所存《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是开元十九年翻译的汉文摩尼教经典。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

早在唐太宗时就设立了十部乐，其中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四部来自国外。盛唐时期外来的舞蹈也很流行，如著名的胡旋舞。敦煌石窟中盛唐的壁画和雕塑，以雄浑的气魄、卓绝的造型、丰富的色彩，远远高出于其它的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