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
一、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盛唐的时代风貌
盛唐指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大致相当于公元八世纪上半叶。这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
盛唐涌现出以李白、杜甫、王维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他们共同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宏的诗歌的黄金时代。
所谓“盛唐气象”，着眼于盛唐诗歌给人的总体印象，诗歌的时代风格、时代精神：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创造的愉悦、崭新的体验；以及通过意象的运用、意境的呈现，性情和声色的结合，而形成的新的美感──这一切合起来就成为盛唐诗歌与其它时期的诗歌相区别的特色。盛唐诗人王湾有一首《次北固山下》，当时的宰相张说称赞不已，将颈联抄在官署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 。（见殷璠《河岳英灵集》）这诗的中间两联正好可以用来形容那个时代：“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那三个形容词：平、阔、正，还有那高悬的风帆，从残夜中生成的海日，进入到旧年里的江春，都让人感受到盛唐时代的气息以及盛唐诗歌的风貌。再看以下这些盛唐诗人的歌唱：“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李白《庐山谣》）“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在这些诗句里洋溢着一股涵天盖地的雄浑之气，千载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壮。盛唐诗人并不是没有忧愁，李白就经常把愁字挂在嘴边，诸如“愁疾”、“愁颜”、“愁心”、“愁发”、“愁肠”，不一而足。但我们只要将李白和中唐的孟郊、李贺，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比一比，就可以感到李白愁得来有力、愁得来气派。正如他的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显示的是强者之愁，在愁中有一股浩然奇气。杜甫也写愁，那是一片忧国忧民的伟大之愁、健康之愁：“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集中地体现了盛唐气象的诗人，往往是富有魅力的人物。例如王维，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全才，便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佛教造诣很深，而且能将禅意融会到诗里。他是书法家，又是音乐家和画家，被后人推崇为文人画的始祖。他的画迹据《宣和画谱》著录，仅宋朝宫廷里就有一百二十六件。王维九岁就会作诗属文他的政治感遇诗、山水诗、边塞诗、赠别诗，都是第一流的。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李白的魅力更是无人可以匹敌，他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当时的读者。他不甘心走一般士人的科举之路，要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声誉直取卿相。他常自比为大鹏，任意地遨游于天地之间。秘书监贺知章在长安初遇李白，诵其《蜀道难》，竟呼为“谪仙人”，解下身上的佩饰金龟换酒为乐。唐玄宗也降辇步迎，御手调羹以招待他。杜甫在赴长安应试的途中与离开长安东下漫游的李白相遇，竟然放弃考试，
跟随李白漫游了许多地方，别后杜甫对他仍念念不忘，写了许多诗怀念他，称赞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还有一个叫魏万的人，为了一睹李白的风采，从嵩宋出发追踪李白几千里，终于在广陵见面，称赞李白的诗“鬼出神入”。盛唐诗人的魅力，既是属于他们个人的，又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只有辉煌的时代，才能为辉煌的人物提供形成魅力的条件。
盛唐气象作为盛唐时代精神的反映，也呈现在书法、绘画、音乐等其它艺术门类之中。张旭的草书狂放不羁，李颀在《赠张旭》中形容他写字时的神态：“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颜真卿的楷书在庄重严整之中透露出凛然而不可犯的气势。吴道子的绘画轰动长安，他在兴善寺绘画时，“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吴道子在洛阳曾遇到书法家张旭和舞剑名手裴，裴请吴在天宫寺为他亡故的双亲作壁画，吴不受金而请裴舞剑以壮气。“舞毕，奋笔，俄顷而就。”张旭也在那里写了一壁字。洛阳人都说：“一日之中，获睹三绝。”（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当时还有专擅画马的曹霸、韩干、韦偃等。杜甫在《丹青引》中称赞曹霸的画“有神”；说他为玄宗的御马画像，“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董庭兰善弹胡笳，李颀描写他的音乐所产生的效果：“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公孙大娘善舞剑器，当她舞蹈时，“观
“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些艺术家的出现，以及他们有若神助的艺术，同样呈现了盛唐气象。
二、盛唐诗歌的新趋势
盛唐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盛唐气象主要表现为：投身社会和参预政治的热情，高度的自信和自尊。后期，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当政，这时盛唐气象主要表现为：敏锐的洞察力，暴露社会矛盾的勇气，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对社会危机即将到来的忧虑。例如李白在《古风》其二十四中痛斥宦官和斗鸡小儿，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揭露政治的腐败。又如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揭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尖锐的问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社会充满信心和责任感。李白六十一岁时还请求参加李光弼的军队，去讨伐安史叛军。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但不是悲观主义者。写于安史之乱期间的《北征》，忠实地记录了战乱中民生的疾苦，却仍相信国家将会中兴。他漂泊西南之际所写的《登楼》，在痛心“万方多难”之余又把大唐比作北极星，相信它不会沉沦。他在《江汉》中说：“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在《凤凰台》中说：“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在《洗兵马》中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正是在安史之乱那些最阴霾的日子里，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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