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白的悲剧人生及其特点

【内容提要】

李白是个悲剧人物。他生逢封建盛世，却难展宏图，并一再遭受打击，甚至流放，晚景凄凉。时代的不幸加上个人的原因，酿成他政治上的悲剧。李白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解放，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他重感性而非理性，很难适应周围的环境与人际关系。他的悲剧在历史上很有代表性。后世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塑李白的形象，突出了他的飘然不群而淡化了他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

悲剧　个体意识　改塑

悲剧原指一种戏剧形式。悲剧性是悲剧中最核心的内容，它使悲剧具有最激动人心的、最具持久性、含有最深的文化意义的力量。悲剧性又是超越悲剧的，它可以表现在其它艺术形式里面。西方文化中，悲剧这种艺术形式起源较早，而中国文化中，戏剧出现较迟，所以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各类文艺体裁中，尤其体现在诗文中。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依照这种说法，来观照李白的生平经历及其诗作，便可发现他正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诗正是他的“哭泣”。

一

李白与历史上大多数文人一样，毕生所求并不是当一个诗人，而是政治家。他自诩“怀经济之才”，“济苍生”，“安社稷”，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要做管仲、晏婴一样的“辅弼之臣”。为此，他早年便博览群书，向《长短经》的作者赵蕤学纵横术。２５岁时，他离蜀辞亲远游，广交天下名士，为踏上仕途做准备工作。他隐居，访仙求道，目的都是为了邀取名誉。果然，经过多年努力，终于由贺知章和玉真公主等推荐受玄宗召见。然而玄宗只欣赏李白的文才，把他作为一个弄臣看待。这对于李白当然是一记闷棍。因此，三年待诏翰林期间，他醉酒狂放，由此而受到谗言，被玄宗疏远，最后不得不要求还山。这次从政的失败，给诗人以极大的刺激。他看清了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堕落，感到祸乱迫在眉睫。从此，他在诗中一面揭露社会黑暗，一面警告着当政者。“安史之乱”爆发后，诗人无力回天，被迫隐居庐山避难。而此时，永王李磷起兵平乱，诏书三至，邀他出山，终因一颗爱国之心，他糊里糊涂地登上了李磷之船。但这却酿成了他晚年的大祸。待肃宗李亨削除异己，消灭了自己的兄弟李磷后，李白成了附逆分子，被投入死牢。虽经众人力保，还是免不了长流夜郎。在流夜郎途中遇赦回到当涂的李白，在听到李光弼大举秦兵讨伐安史叛军时还欲参加李的军队，后终因有病半道而返。不久，李白病死当涂，一代巨星殒落于荒凉的江边，只留下一堆青冢让后人凭吊、流连、沉思。

综观李白一生，他从政的热情一直未减。为了从政，他准备多年；为了从政，他竟不审时度势，轻易为人所用；为了从政，他不顾年老病衰，至死犹争。观其言行，他从政并不是贪求荣华富贵。如贪求于此，他可安做翰林学士，何必得罪权贵而见疏皇上？他从政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为大唐之治作出有益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他的热心反而变成祸根，使他一再地遭受打击，所谓好心不得好报，动机与效果正好相反，岂不是悲剧？

大唐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此时已至峰巅状态，整个社会的各种矛盾都已经发展到非常尖锐的地步。物极必反，表面的繁荣已掩盖不了内里的腐朽。这是一个盛衰交替的时代，已非个人所能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生不逢时，他的悲剧首先是时代的悲剧。就他本身来说，他宁折不弯的性格，他诗人的气质，也是从政失败的重要原因。“行方智圆”是封建社会政治家成功的重要素质。许多政治家都能适应政治形势，巧于应付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甚至以屈求伸，最后达到成功。与李白同时并有过交往的高适就善于此，终于做到节度使、散骑常侍这样的高官，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有所作为。而李白却昧于此道。他爱憎分明，傲骨太硬，不愿屈身权贵。当永王李磷请他出山时，他又没能看出李氏兄弟争夺皇位、互相猜忌的居心。他太天真，只凭一腔热情，未能透察人心的险恶。从这一点上来说，李白缺乏做为封建社会一个成功政治家的素质。时代的不幸加上个人素质的欠缺，便酿成李白政治上的悲剧。

二

李白的悲剧所反映的悲剧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有相当的代表性。要说清这个问题，还得对中国文化中的悲剧精神及中西悲剧精神的异同作个简单分析。

人生的悲剧感，是人类共有的意识，不为一个民族所特有。但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文化形态影响，其悲剧精神又有某些异同。一般学者在分析中西悲剧精神异同时常有如下说法①。首先，他们认为西方悲剧中，悲剧人物大都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悲剧人物，时刻试图以个体的身份行事，愿以个体的身份承担一切后果，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个体意识发展到极限。而中国的悲剧人格趋向于认同类型，压抑个体意识。中国古代的悲剧主体本身，较少把自己的忧患和使命自觉地归之于寻求和实现自己的特殊价值，他们往往打着为“天下”，为“道”，为“国家”的旗号，把自己的意志完全消融于这些群体和抽象之中。西方悲剧这种强烈的个体意识与中国悲剧中的集体观念的区别，在于其文化特点的不同。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运用她的文化模式理论，在其《菊花与刀》一书中指出，在美国或西方文化中，个人的行为是自律的，而日本或东方文化中，个人的行为是他律的。自律性的行为是重个体而轻人际关系，而他律行为，则是个人在选择行为模式与策略时，首先考虑他人的看法，是轻个体而重人际关系的。孔学提倡中庸之道，其实质，就是要把因人而异的感情纳入一种社会公认的思想模式，造成个性的丧失。其次，中西悲剧精神的区别，在于历史目标与道德价值的不同选择。西方悲剧人物更多的选择历史目标，而中国悲剧人物更多的是选择了道德价值。第三，中西悲剧精神的重要不同是感情自觉与理论自觉之区别。中西忧患意识都以自觉的痛苦为中国，而西方忧患意识是感情的自觉。它从感性、具体实在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现实的矛盾，生存的困境，内心的冲突，理性与感性的分裂，无限与有限的困惑，都以活生生的形态存在于悲剧人物心中，而中国的忧患意识，则是在宗教文化的基础上，转向人生社会的忧患，把对天命的信仰和敬畏转化为人类主体的自觉努力，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产生一种德性的自觉以及患德之不修的责任感。理性自觉的忧患意识使中国悲剧人格在肯定既成秩序的前提下采取行动，他们对自己的悲剧命运清醒而有所准备，从而形成自觉而又理性地承受的悲剧模式，即孔子开启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