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人独立，孤单蔡元培

同样，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也详细写到蔡元培校长的态度：“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蔡元培有一句名言“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裂隙，这一裂隙有时小、有时大，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而并非先生所想象中的理想状态。两者孰重孰轻呢？

学生运动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之间有相当的矛盾之处。蔡元培先生自己也并没有完全找到一条真正的中庸之道来。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学生中掀起了反对日本军阀侵略的怒潮。当国民党中央正在南京开会时，学生拥到中央党部前面。蔡元培先生挺身而出，向群众宣讲读书与救国两不忘的道理，首先得使自己成为抗日建国的有用人才。不料因人声嘈杂，先生的声音又不很宏大，再加上许多学生并不认识先生，先生差点被莽撞的学生殴打。先生因此深感学生运动领导权的失堕，为之极其惋惜。

现代大学精神的内在冲突

其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的内在冲突：大学处在社会当中，怎样做到既独立于社会，又影响和引导社会？大学不是一个桃花源，大学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近现代中国社会里，现实环境相当恶劣，空谈学术中立无异于缘木求鱼。蔡元培提倡的是一种超功利的关怀，这种关怀超乎于任何党派、团体的利益之上，具有形而上的味道，是由人的与生俱来的对自由的渴望驱动的。这种关怀的实施却是相当困难的，像蔡元培先生这样崇高人格的人才可能实践它，因此，它的操作性就停留在一个很低的层面上。其他的大学中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介入现实与个我利益结合起来，使大学参与社会这一行为本身趋向于功利化。

蔡元培的心目中考虑的问题是：学生怎样担当公民义务？不是应不应该参加学生运动，而是以怎样的心态参加学生运动。

１９１８年，蔡元培为学生刊物《国民杂志》撰稿时写道：“让学生们承担国民的义务是《国民杂志》宣扬的观点。但是如果学生的职责仅仅是读书的话，他们又怎能牺牲用于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去承担平民百姓应有的义务呢？答案是：学生是被他们自己拳拳的爱国热忱所驱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民众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似乎国家的前途与他们毫无关系，但还是有一部分社会中坚把为国家服务视为己任。理解这种爱国情操并真诚地为国家强大而努力奋斗的人毕竟只占少数。如果学生不能帮助这少数爱国志士去唤醒麻木的民众，那又有谁能行呢？学生们宁愿牺牲自己的学习时间和精力来办好这个志在救国的杂志，他们的诚挚不能不令人钦佩。”显然，他肯定了学生的参与精神，并意识到在现代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中，再来当隐士是不可能的了。他看到了学生身上的朝气和活力，而且被其深深地感动。

在１９２０年所作的一次题为《学生的责任和快乐》的演讲中，蔡元培则从另一个角度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再回溯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一般学子受了这种感触，其中由自觉到觉人的很不少，至若学生去岁干预政治问题，本是不对的事情，不过当此一发千钧的时候，我们一般有智识的人，如果不肯牺牲自己的光阴，去唤醒一般民众，那么，中国更无振兴的希望了。但是现在各位的牺牲，是偶然的，不得已的。若是习以为常，永荒学业，那就错了。还有一层，现在各位为社会服务，这也算分内的事情，不一定要人家知道，只要求其如何能尽自己的责任，并且不要以此为出风头，沽名誉的器具。……对于读书和做事，都要有一种诚心，凡事只要求其尽责在我，不可过于责人。”对企图通过学生运动获取名利的人，先生是不以为然的。

２０年代以后，中国政局风云变幻，蔡元培先生永远地离开了北大，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１９４０年３月５日，蔡元培先生病故于香港九龙，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孤岛上，千名北大弟子为老校长执绋。

死后的世界，更不是先生所能左右的。此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被束之高阁。５０、６０年代对教育领域的若干次批判，均对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有所冲击。直到近年，竟然还有人将蔡元培教育思想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重要表现，一时之间，在蔡元培为之耗尽心血的地方，甚至谈“蔡”色变。有人企图创造出一个彻底清除了蔡元培及其精神的“新北大”。这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而蔡元培先生仍然安息在遥远的南国，在香港仔的“华人永远坟场”。先生的墓依山而建，山青而水秀。

但是，学子们还是忘不了老校长。近年来，一直有将蔡元培墓迁回北大，让老校长安息在未名湖畔的建议。然而，偌大一个校园，至今依然没有蔡元培先生的墓。

先生不回来也好，省得他回来看到那么多让他伤心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依然是孤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