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人独立，孤单蔡元培

培养人格：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

“兼容并包”的前提是自身的独立，而独立的支撑点则是人格的完整。所以，蔡元培特别关注大学教育对人格的培养。１９１７年１月９日，他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谈到：“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大学是精英的圣地，是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的人们的一个栖居在所。当时还是一名普通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听到蔡元培先生讲话时的感觉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把人格的培养作为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在当时的中国看起来有些迂阔，但这恰恰是大学的真义所在。蔡元培多次说：“人言有良社会斯有良大学，吾谓有良大学斯有良社会。”

他把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是人心的死灭，所以大学有责任去扭转这种趋向。培养健全的人格，甚至比第一流的研究成果还要重要。

在蔡元培先生看来，道德教育是国民教育之根本，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他指出：“公民道德为中坚，旧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他呼唤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的诞生，这将是具备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纯洁的道德情操，具备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敏锐的审美能力的一代人，他们就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蔡元培既是一个理想主义气质很浓重的人，又是一个实干家。他采取了种种措施，让自己的理念在北大得以贯彻下去。美国学者魏定熙特别注意到蔡元培支持创办《北京大学日刊》的意义。《北京大学日刊》定期报道关于评议会和教职工会议的情况，使校方负责的内部事务公开化，从而取得了学生的信任。顾颉刚回忆说：“如果学生们的建议有助于学校的进步，而且这些建议又是可行的话，那么它们将登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将是促成校方把这些建议付诸于实施。这样，学生与学校之间就不再有距离感，而且，长期以来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校方的官僚习气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监督的典型例子。这样的做法，对于一般的领导人来说，无疑是自找麻烦。而对于蔡元培先生而言，则是“泰山不让寸土，乃成其大”。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为，真正能够领会其实质的，罕有人在。即使是陈独秀、胡适、沈兼士这些他的亲密朋友，也未能全面理解他的大学理念。他是孤独的，他的思想与时代相差太远，时代所给予他施展的余地只有方寸之大。他执掌北大期间，北大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但是这只是昙花一现，随着他的离去，北大很快沉寂下来，正如鲁迅先生叹惜的那样，２０年代中期以后的北大，“射一支响箭也没有一点回音”。这在中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说蔡先生幸运，是因为他在新旧政权交接的空档里出任北大校长，可谓把握了千钧一发的时机。蔡元培先生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仅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撑北大的发展，这同样是一种“中国特色”。他凭借的是自己的声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南方军事力量对北洋政府的牵制。陈平原教授指出，“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教育界的情况于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只是‘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连大学课程的设置也都必须接受检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自由表达政见的文化空间也岌岌可危。不识时务的胡适之，继续‘妄谈人权’、‘批评党国’，受到了政府的严重警告，险些儿被‘肉体解决’。蔡元培名气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样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于是，蔡元培的北大成了一个永恒的神话，被一代一代表达人追忆和讲述。

说蔡先生不幸，是因为环顾世界各大名校，没有哪位校长对他所供职的大学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也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如此深刻地依赖一位校长。校以人名，这本身并非正常的情况。正常的情况是应当创设一套完整的制度，让它在创始人离开之后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地运转。但是，中国的环境没有为蔡元培提供这么一个条件。北大离不开蔡元培，是蔡元培的骄傲，也是北大的悲哀。

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北大，能够架构人格平台的校长恐怕只有马寅初一人——而马寅初的人格已经不再受到有关方面的尊重，所以，他更不能够完成蔡元培先生的使命。在后半个世纪里。

北大既缺乏人格平台，又没有制度平台来保障，其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到了世纪之交，我们才发现我们最需要的还是蔡元培。而需要蔡元培的北大是可怜的北大。一百年了，北大依然只有蔡元培先生的精神资源可以吸取，这难道不是一种遗憾吗？

“从明天起照常上课”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期间，北大学生运动开始萌芽。他与学生运动的关系，一直被后人所误解。许多人把他描述成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这是对历史的改写。蔡元培本人并不支持学生运动，从“五四”运动一开始，他就对群众的运动的负面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对过度参与政治活动伤害学术研究和大学独立有清醒的认识。

当时的一名北大学生曹建对“五四”时蔡元培先生的言行有生动的回忆：学生被捕之后，大家聚集在三院礼堂里，束手无策。忽然听见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众人仰首张望，原来是蔡元培校长。一群学生害怕受到先生的斥责，另一些学生则欢呼，有的甚至放声大哭。先生从容走上讲台，怡言温词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还没有说完，全场呼声雷动。先生接着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从明天起照常上课”。

而蔡元培先生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也写到：“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第一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２０岁以上者，对于组织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阻止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在蔡元培的辞职信中，他批评了北京的政治文化，认为它是一种毒素，会伤害接触它的每一个人。北大在这种毒素的包围之下，生存是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