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苏轼的前后《赤壁赋》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在新旧党争中，因为坚持自己的政治操守，以致一生境遇坎坷。他的思想境界亦随境遇之变、阅历之广而不断深化。他在元丰五年那个看不到政治希望的秋冬里所写下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不仅反映了他思想境界的转化，也反映了他创作风格的新变，成为代表中国古代散文创作的新境界和文赋一体新高度的重要作品。

一、变化的结构和不同的创作心态

文赋作为宋朝出现的一种新文体，事实上是多种文体的“嫁接物”。它大体以散文语言为主，在体式上部分借鉴汉大赋的主客问答的结构和押韵格式，以及六朝抒情小赋的骈偶句式。与赋体相比，它更为散化；与散文相比，它又改变了惯常以议论、说理、叙事为体式的特点，而借用了诗歌的“意境”来传情达意。在其中，整散结合的语言，设为主客的结构，情感浓挚的意境，是文赋三种最主要的文体特点。这三大文体特点由前辈欧阳修在《秋声赋》中定型，苏轼的《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追随其后又出以变化，使“从心所欲”与“不逾矩”完美结合。这在前赋中表现尤为明显。因此，向来谈论苏轼文赋者多重视前赋而忽略后赋，或以前赋涵盖后赋，从未把它们当作在思想上相呼应、在境界上相对照、在结构上有区别的“连体双婴”，因而难以识别二赋结构的同中之异对了解苏轼的创作心态有何妙用。事实上，前赋起伏有致的情意变化与主客之间畅恣的问答，后赋情意的隐曲性与主客之间问答的浅表性，已经暗示了作者写作两赋时不同的思想状况和创作心态。在解说这一点之前，具体比较一下两赋的主客关系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是他们的关系产生两赋有差别的结构，而松紧异趣的创作心态就因结构的差别而显示。

两赋的主客关系如下：

第一，前赋的主客之间，感情的旨趣更和谐。此赋首言“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主客同船共游、同饮共乐、同调歌吹，极朋友相和相知之情。末有“客喜而笑，洗盏更酌……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的描写，这里更是渲染出经过一番思想交流之后，朋友之间更深一层的情意和谐。而后赋虽也设为主客，主客之间也以宴饮游乐始：“二客从余过黄泥之坂……行歌相答……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但二客却不能像前客一样与苏子始终同趣，当苏子游赤壁断岸时，“二客不能从”，显示了主客之间情致之异，和作者的孤寒之情。至于末尾部分的“须臾客去，余亦就睡”的意兴萧索正和前赋末尾形成鲜明对照。

第二，前赋的主客之间，思想的交流更深入，主客情感上的和谐并未成为思想交流的障碍，反而成了其交流的基础。主客先后坦言对个人存在的不同感受和思考，在了解沟通之后主人才翻进一层，以带有禅意的哲思开导客人思想的淤塞。当然，如果我们还记得苏轼作于同一时期的《念奴娇》（大江东去）一词，就会明白，客方的人生如梦、个人渺小思想其实也是苏子心中盘桓不去的阴影。所以，主客问答的内容又分别代表了苏轼思想中对立互抑的两个侧面。主之答客，不仅替客破闷，而且自通关节。而在后赋中，主客的感情交流既停止在一个浅表的层次，思想之间更形不成碰撞或互慰。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主客除了在开头寻找酒菜以消良夜时兴趣相近略有问答外，在文章的其它部分特别是在苏子借景抒情的重要段落，主客之间并没有形成问答交流，以至于作者不得不借一只突兀的孤鹤意象来寄其情怀。文章的末尾部分虽采用主客问答体，然此客非彼客，他是与“二客”风马牛不相及的梦中道士，也就是曾在前赋中与苏子甚相得的道士之魂。而且他与主人之间的问答也是引而不发，他只以一句“赤壁之游乐乎”挑动苏子的心弦，使之发出袅袅的余音。这不仅在文赋的结构上实属变体，即使仅从形象而言，也已不纯，它反映了后赋主客关系的松散性。这是两赋主客关系的主要区别。

这种主客关系的紧密与松散之别，与情思起伏幅度的大小共同决定了两赋或以动荡见奇、或以平进示幽的不同结构。而结构的差异则表明了作者在写作两赋时，松弛与紧张两种不同的创作心态。前赋结构在张弛有度、首尾圆合中表现出的完美性，是苏轼才情没有受到精神压抑的自由松弛心态的体现。惟有在这样的心态中，创作才会出现不可重复的高潮，技巧才会融化到不见痕迹的境界，使思想与感情表达如那只滑翔在不辨水天、无尽空明之境的小舟，全然感觉不到局限羁绊，全然不见安排与勉强。前赋的感情与思想表达之所以令人感受到行云流水般的舒畅自然，从而被视为文赋一体不可再现的杰作，关键就在于它是善思的苏轼在松弛自由的创作心态中完成的精神遨游。“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是自由飞动的境象，客之悲哀、主之宽解是自由宣发的内情，或歌或忧、或悲或笑，是自由无忌的生活态度。它们都是从松弛的苏轼心中自由奔赴到他的笔下的。

然而自由的心态不易获得，它受到外境内情的各种制约。缺乏境界相同而相得的朋友，缺乏令感觉滋润的美景，缺乏内在情怀的畅通无阻──或者说因为前缘、因为思考所必经，内在的情绪节奏刚好处在一个低点，都不能使创作完成于松弛自由的心态之中。与自由松弛相对应的是紧张，全然的紧张根本不能使人创作出完整的作品，而部分的紧张则无碍。后赋就完成在部分的紧张这一创作心态之下。所以它的整体情思是含蓄的、内倾的，在结局处也没有打开，没有表现出前赋那样如波涛般起伏的情思节奏。对文赋这种文体来说它不免属于异数。这种紧张的心态不仅在内情上显现，也在它的外境上显现。“断岸千尺”所喻示的自然的挤压感，“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形成的瘦硬与紧张感，孤鹤横江、掠舟而过形成的意象突兀感，别借一道士以完成主客问答所造成的断裂感，将道士梦影与孤鹤对接所造成的着意感，以及明知是与道士梦中问答、醒后却要“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勉强感，都说明了作者作此赋时心态不够自然而处于某种紧张状态。当然，比较紧张的心态虽造成了其情思表达的不够跌宕自如，且露出着意安排的痕迹，但它在审美经验上却别造一境，使散文具有了抒情诗意味深长的效果。

二、水与月──松弛自由的精神象喻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面对赤壁的山水风月、主客的扁舟渔唱等可入诗境的各种物象，着重描写了水、月两种优美的意象。水是七月长江之水，月乃八月中秋之月。其时之水“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其时之月“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水状茫茫无际而雍容舒展，月色浓华可人而与水相照。水若无际，月若无际。不辨何处是水，何处是月，只觉得置身于一片无挂无碍的“空明”之中。万千毛孔，俱为舒展；百端俗虑，一齐抛撇。于是才引发了“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极度自由之感。这是散文自《庄子》以后久违了的精神逍遥游的再现。“冯虚”即游于“空明”也，它将水月的色性融为一体，比谢庄的《月赋》、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更能得水月相交之神髓。因为谢庄借月写相思之情，月在天外；张若虚见水月兴人生之感，月在心外。而苏轼则将水月之美用心去感觉去揉合了──这才能找到“空明”一词来形容水月相融之境，和它给予人心的无比熨贴和自由感。而“浩浩乎”、“飘飘乎”直陈襟怀恣畅之感，已是顺乎水月之美的导引，自然产生的了。“冯虚御风”、“羽化而登仙”皆是借用道家典籍所记真人、成仙之事表明内心极度自由、不虑世情之境。它们意味着，如此不见水月、只觉空明之境不仅是作者摆脱俗情的诱因，也是其精神臻于空明后外在的象喻。由此空明见彼空明。空明的境界是一种万虑都歇的无欲无机之境，而水月则是一种能滤洗人的烦忧、使人进入自由思考的有意味的物象。平日兴趣落于人伦的孔子之见流水而感慨时间与存在，性格潇洒无羁的李白之因明月而人静起乡情，最能表明水月的这种精神导向性。佛教禅宗认为它是一种思想的象喻。“一月能映千江水，千江水月一月摄。”释子借一月与千江之月的关系喻言自性（佛性）与他性（一切性）、有和无、变和常的辨证关系，在世界的差别之中更注重无差别的觉悟。因此，水月之象也是佛徒参禅证道的入门处。宋代禅思想深入人心，理学济以禅思，诗学济以禅喻，士大夫们大都将禅思作为思想的增容剂，苏轼也不例外。在此空明静观之夜，苏子见水月而起幽情，在静观中超越得失人我的思想局限，由道入禅，合道与禅，仰观宇宙、俯察自身，反思自身与宇宙的本性，进入哲学本体思考之境。他和释子一样，也借水月为喻，在仿佛永不消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水月中，感觉到永恒同样潜伏在自己的体内：“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样，即使明知一切都在微小的时段中发生变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也因为自己具有与天地宇宙一致的“变中寓有不变”的本性而欣喜，为自身融入自然、获得自然性而满足。思想在自由之境穿行而获得的这种禅思如佛光自照，令他在一瞬间释滤了长期以来囤积的压抑和苦闷，精神与肉体一起放松在这空明的禅境中。沐浴着无尽的清风明月，主与客一起摆脱了，自由了，安然酣眠在水月奇境之中，仿佛连梦也不来骚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