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救药的文人”

苏东坡一生融儒、释、道于一体，诗、书、画俱佳，他的人格所体现的进取、正直、慈悲与旷达的精神闪耀着千年的中国历史，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还被誉为第一千年世界历史的１２位英雄之一。

苏东坡自云：“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可是封建官场之于他，注定是失败的地方，那不是因为他不懂官场，而是懂得太多，他痛恨那种无益的党争，屡屡在关键时刻吐露真言，因此他被当政的各派视为持异见者，频繁遭到贬谪，苏轼的无奈也是历史的无奈，是封建制度下的必然结果。

难得的是苏轼坦然接受这种厄运，他一生“历典八州”，“身行万里半天下”，不仅没有被打倒，以其达观和智慧，以其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升沉之间，留下了２７００余首诗，３００多首词，８００多通书信，各种文章数以千计，被赞誉为“不可救药的文人”，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今天看来，这样的“不可救药的文人”才是中国历史的光荣，不仅因为他留下的大量的诗书画作品，还因为他的处世精神，为后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

苏东坡，本名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一○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眉州眉山县人。眉山县位于今四川省成都南五十里左右，父苏洵，母程氏。苏东坡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三人在宋代文坛上皆享盛名，后人称之为“三苏”，皆列入唐宋古文八大家。东坡故居在城南纱谷行，清朝曾经重建，号称“三苏祠”。当时有歌谣说：“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眉山草木尽都枯萎失色，原因是草木之色全加诸于三苏身上，还有传说入：“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当然这些只是后世对于苏东坡的崇拜而附丽的想象不实的话。

苏东坡的母亲程氏，系出名门，知书达理，苏东坡小时候就由他的母亲亲自教导，启蒙读书。有一次，程氏教苏东坡读《后汉书·范滂传》时，程氏不禁叹息起来，东汉范滂受荐于朝廷，心忧邦国“登舟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随后发生党锢之祸，范滂亦被小人陷害，在范滂被害前与母亲诀别，范母对范滂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儿既得令名，复求寿考，何可得兼！”苏东坡读完这段故事后，随即问程夫人说：“要是我也学范滂，母亲会允许吗？”程夫人回答他说：“你如果能做范滂，我就能作范滂的母亲。”可知苏东坡愿以天下为己任，虽遇艰厄而不悔的用世之意，在少年时即已显现出来。

苏东坡２１岁时，与父亲、弟弟一道，入京参加考试。当时任主考官的是欧阳修，小试官为梅尧臣，欧阳修读到苏东坡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兴奋地拍案叫绝，感叹道：“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人人都会谈论苏东坡的。”欧阳修当然是谦虚之词，也足见苏东坡文章之妙，欧阳修之善于识才。梅尧臣也有《题老人泉寄苏明允》诗曰：“日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言文章。”苏轼兄弟二人高中，轰动京师。但是，其母程氏突然病故，兄弟二人随父回四川奔丧，依例为母守制。到了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苏氏父子三人再次进京，通过考试，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四年之后还京，英宗因为早就知道苏轼的文名，打算招入翰林，可是当时的宰相韩琦认为苏轼太年轻，资历也太浅，不应该入翰林，此事也就作罢，其时苏轼只有二十八岁。嘉祐五年，苏洵在京师病逝，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扶柩还乡，依例守制又是三年，等到守丧期满回到京师，开始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北宋外患严重，北有契丹，西北又有新崛起的羌夏，割地献金，几乎岁无宁日。神宗皇帝英年即位，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力求革新，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王安石当上了宰相，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王安石变法自然并非全部都是善策，比如王安石打算改变科举，苏轼反对，上《议学校贡举状》，又有一次，王安石主张开封府低价买浙灯四千，苏轼上《谏买浙灯状》，两项计划俱被停止。于是苏东坡连续上书神宗皇帝，《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神宗皇帝书》两书集中对新法进行批评，反对变法，他认为变法不能求急功锐进，而认为道德风俗为国家存亡之所系，这些论调都与王安石不合。苏东坡的行为引起变法派强烈的不满，因此，有人联名攻击他，有人趁机陷害他。而王安石对苏轼的言论也不能容忍，视他为反对派主要人物，也指使人开始弹劾他。此时的王安石深得神宗皇帝的信任，苏轼是继续强行劝谏，还是暂避锋芒？他明白强谏的结果只能是自己获罪，而于事无补，当今明智之举就是离开。

苏轼选择离开政治斗争的中心，采取所谓“中隐”之策，到一个环境相对宽松的地方去，于是，苏东坡自请离京外任，这成为苏东坡一生为官的秘诀，是逃避政治斗争的权变之策。

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元月，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此后辗转而密州、徐州和湖州。在地方官任上，苏轼救灾扶贫，颇多善政。虽然离开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是在地方看到的新法之弊端，又使得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苏东坡自己也说“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于是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对于新法之弊进行了批评。他的这种性格正如其弟苏辙为其所撰墓志铭所言：“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

苏东坡在神宗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奉调到湖州，苏东坡一再上表给皇帝，使得朝中革新派极为恼火。元丰二年六月，李定、舒亶、何正臣等摘取苏东坡诗中的话，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元丰二年四月苏轼到达湖州，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才上任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当时通判祖无颇目击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是为著名的“乌台诗案”，以李定为首的这些台谏官之所以要兴起这场冤狱，目的就是要打击旧党保守派司马光等人的势力。苏东坡被押解回京途中，百姓都出来送行，人人泪如雨下。回京入牢，狱卒知道他的身份，每天弄热水给他洗脚。审讯过程很长，期间仁宗皇后病死。临死前，她对皇帝说：“苏东坡因写诗而获罪，这全是小人陷害他，他们在他的政绩上挑不出毛病，就想曲解他的诗来定罪……，你可不能冤枉无辜，天神会动怒的。“就在这一年的岁末，苏东坡获赦，配往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