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交响重奏

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欣对不足，率。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陶渊明）

由资料可见，石崇、陶潜所以着列同游诗作及年里、名号，为的是留记当日那一段欢悦时光，据以抵免凋落遂往的悲慨；《游斜川》诗曰：“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从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正说明了二人重在抓执今朝、是日之“乐”，而有意去忽忘明日或其至是一世、千载之“忧”。然而相对于这样一种执今忘明、取乐忘忧的模式，羲之却是热切、仔细地体检人生时间中所有亮黯明灭的阶段。暮春和气的明朗、兰亭山水的清丽、修禊觞咏的畅放，乃至相与遇合的快然，栩栩分明又层叠交错地圈围身旁、引逗人心。同样地，情随事迁的感慨、所欣既倦的枉然、修短随化的沉痛，亦犹如刻削般道道精确、快速地逼显成真，令人触目伤心却又无从闪躲。正是如此真切地体受生命中纷至沓来的每一份悲喜，因而既不因一时陶然欢快而从此忘我出世，亦不因面临现实悲凉便一味怅惘逃避。然则，针对生与死两大问题，如果说顺时行乐乃至游心逍遥，这一连串行为是表现了人们在重生与企求永生─即“如何生”这单方面议题上的种种努力；羲之个人所表现的则是将“必然死”视为思索“如何生”的相对前提。而正在“如何生”与“必然死”的对立之中，孤离与合一的对立之中，欣乐与悲痛的对立之中，人文精神才因为与现实生命拉拒吸斥，由虚幻无力变得坚实而有意义；而生命主体─我，也才能达到一种不偏不欹、不趋不避的“泰然状态”─“它意谓具有充份的喜悦与悲伤能力”，“从一般人处的半睡眠状态觉醒，充分觉醒”，并且“同人与自然充分关切，克服隔离与疏离”，“然而同时又体验到我自己是一个不可分的单元，是一个我”，最后，我“不再追求自我的扩张与衍存”，“我在生活中去做自己、去体验持己”。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愿意直接尝受一切，并加以响应（哀乐、悲喜、企求与幻减），不必依执任何东西（如神明或哲理），却勇于参与生活的王羲之。在魏晋名士风流中，他展现了属于自己的“泰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