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宴集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３５３）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司徒谢安、左司马孙绰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境内的兰亭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文人集会。羲之所作的《兰亭集序》描绘了聚会的盛况：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聘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兰亭在今浙江绍兴西南，地名兰渚，有亭名兰亭。兰亭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据郦道元《水经注·渐江水》记载，东晋时除羲之等人所游的兰亭外，尚有王廙之、何无忌所建的兰亭。很可能是羲之等所游的兰亭毁坏之后，王廙之、何无忌予以续建，而廙之“移亭在水中”，无忌“起亭于山椒”，显然亭址已有变动。此后千余年间，兰亭屡毁屡建，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格局和规模。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兰亭已非昔日羲之等人所游兰亭的原址原貌。其原址原貌虽已难考知，但从人们总是力图再现其风貌的努力中，不难想象兰亭宴集对于后世的影响。

兰亭宴集同古代春禊的风俗密切相关。古人于每年三月上旬的巳日（即所谓“上巳”，又称为“三巳”）临水祭祀，并用浸泡了香草的水沐浴，以为这样可以祛除不祥，叫做“禊”、“祓禊”或“修禊”。这种风俗起源于周代，汉魏以后相沿。自魏起，大约为了便于记忆，不再拘泥于“上巳”这个日子，而将节日固定为农历三月初三。东晋偏安江左后，由于北方士族的南下，此风不仅更加普及，而且有上升趋势，在都城建康和王、谢家族聚居的会稽等地尤其如此。据《晋书·王导传》记载，司马睿移镇建康之初，因“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就曾利用三月三日春禊的机会，由王敦、王导等人成功地导演了一场抬高司马睿地位、使江东世家大族纷纷归附的政治活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出现了兰亭宴集，使中国文化史上多了一段佳话。

春天是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季节，早在汉代，上巳即已逐渐成为人们春日到水边饮宴游玩的节日。宴饮时，人们把酒杯放到水中任其漂流，酒杯漂到谁的面前就由谁取饮，此即西晋王济在其《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中所说的“清池流爵”，也即羲之《兰亭集序》所说的“曲水流觞”。骚人墨客还免不了要咏诗作赋，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以“上巳”和“三月三日”为题的作品。就诗而言，汉杜笃已有《京师上巳篇》，入晋后，作品逐渐增多，程咸、荀勗、王济、张华、陆机、王讚、阮修、闾丘中、潘尼、庚阐都写有这类作品，其中播尼一人就写了四首。就赋而言，汉杜笃有《祓禊赋》，晋成公绥、张协有《洛禊赋》，褚爽、夏侯湛有《禊赋》，阮瞻有《上巳会赋》等。兰亭宴集承其余绪，也成了一次集赏春、饮宴和吟诗于一体的活动。

三月三日这天，羲之一行来到春色宜人的兰亭，列坐曲水之旁，一面“流觞”饮酒，一面赋诗抒怀。羲之、孙绰、谢安、谢万、孙统、袁峤之、王凝之（羲之次之）、王肃之（羲之第四子）、王徽之（羲之第五子）、王彬之、徐丰之十一人各作诗二首，其中四言、五言各一首。孙嗣、郗昙、庚友、庚蕴、曹茂之、华茂、桓伟、王玄之（羲之长子）、王涣之、王蕴之、王丰之、魏滂、虞说、谢绎、曹华十五人各作四言或五言一首。其余十五人，包括年纪尚幼的羲之第七子王献之在内，一首诗也没做出来，各被罚饮三大杯酒。羲之所作诗，《诗纪》题为二首（四言、五言各一首），但《戏鸿堂帖》、《法书要录》均载其五言五首。以上总计四言十四首，五言二十七首。

要评论这些诗，不妨先从羲之的一首五言诗入手：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

仰望等天际，俯磐绿水滨。

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

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首二句总摄一笔，写暮春时节万物复苏、万象更新的景象，及由此触发的舒畅情怀。接着具体描述“寄畅”之“所因”：抬头仰望，天碧如洗，一眼可以望到天的尽头，低下头来，可在绿水之滨尽情盘桓、游乐。宇宙寥阔清朗，无边无际。万物生长发育的常理得到了充分展示。面对如此情景，诗人不由得发出了“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的赞叹，体现了诗人情钟万物、泛爱群品的胸襟。最后诗人表示：自然界的万物虽然千差万别，各有不同，但我置身其中，无不觉得新鲜，这表达了一种得其所哉的欣快情绪。这种对春到人间的欣喜和躬逢盛会的愉悦，代表了兰亭诗共有的色调。

从徐丰之“清响拟丝竹，班荆对绮疏。零觞飞曲津，欢然朱颜舒”的描写看来，兰亭宴集的场面确实是够欢快的。但这种欢快的情绪并非仅仅由美好的春色所触发，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诗人主观上对“寄畅”“散怀”的强烈追求有关。王蕴之五言云：“散豁情志畅，尘缨忽已捐。”王玄之五言云：“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曹茂之五言云：“时来谁不怀，寄散山林间。”袁峤之五言云：“激水流芳醪，豁尔累心散。”王肃之五言云：“嘉会欣时游，豁尔畅心神。”王徽之四言云：“散怀山水，萧然忘羁。”都表达了同一的旨趣和精神。不难看出，所谓“寄畅”、“散怀”就是凭藉清朗幽静的自然环境，去除尘务的纷扰，消释内心的情累（许询《农里诗》有“濯濯情累除”之句），达到一种“忘天地，遗万物，外不察乎宇宙，内不觉其一身，故能旷然无累。与物俱往，而无所不应”（《庄子·齐物论》注）的境界。在追求这种境界时，还往往交织着怀想古人的感情。孙嗣五言云：“望严怀逸许，临流想奇庄。谁云真风绝，千载挹余芳。”王凝之四言云：“庄浪濠津，巢步颍湄。冥心真寄，千载同归。”王涣之五言云：“去来悠悠子，披褐良足钦。超迹修独往，真契齐古今。”怀想许由、庄子、巢父这些古代的高人逸士，其目的是要继承和发扬这些古人的“真风”、“余芳”，实现“千载同一朝，沐浴陶清尘。（谢绎五言）的心愿，在“异世同流”、古今齐一的遐想中获得最大的精神享受和满足。

兰亭诗表现出这种思想倾向，并不是偶然的。汉末以来，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文士命运多舛，文坛上弥漫着一股感伤主义思潮。为迎合文士求得自我解脱的心理，老庄抬头，玄思放诞之风愈演愈烈。至东晋初，玄学又与佛学合流，不仅一般文士，上至皇帝，下至武臣悍将、闺阁妇女的各色人们也都受其影响。羲之在当时，要算是比较忧国忧民、努力世务、重视实际社会政治问题的，但由于时风习染，加之一生经历了不少忧患，自有种种苦闷，因而也自觉不自觉地向玄、佛以致道教（王家奉五斗米道）靠拢。羲之“雅好服食养性”（《晋书》）本传），又性好山水，这在当时都是有名的。这样，就形成了以充满玄思的目光注视山水、同时以山水来体悟玄思的一种思想循环。王徽之五言云：“光师有冥藏，安用羁世罗。未若保冲真，齐契箕山河。”投身山水以摆脱“世罗”的羁绊，以体悟大自然冲静美好的“至道”，以保存纯真完美的本性，求得身心与自然的统一，便成了当时一件时髦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山水观赏实际成了诗人自我人格和人生追求的外在展示，其诗不可避免地要涂抹上浓郁的玄理色彩。上引羲之五言已经有此苗头，有的诗更成为直陈玄理的工具、成了道地的玄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