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礼无嗣终遭弃──读《氓》札记

《诗经·卫风·氓》（以下简称《氓》）真要算一首有个性、有批判力度的弃妇诗。

女主人公哀而有伤，不失清醒，一语道破为情误：“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她怨而敢怒，不失自尊，锋芒直指负心汉：“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难能可贵的是，她愤而决绝，不再留恋，宁被遗弃遭人谤：“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至于她不得不从氓这面凸镜里看自己，不能不透过男性这扇窗看社会，说白了，这半是有些无奈，半是“礼”崩而“礼”在的世俗使然。

作为春秋时期的一面镜子，《氓》折射出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和旧礼教对女性的摧残。作为一首有个性的弃妇诗，它留下的悬念，更给人以想象和解读的广阔空间。掩卷沉思，人们不禁要问：一位美丽热情、任劳任怨的女性，而丈夫又是两小无猜的儿时伙伴，她理当得到爱情和幸福，可为啥婚后竟遭不幸、受尽虐待而终被遗弃呢？

对此，吴建民先生是这样解读的：“氓的反复无常，用情不专，这是导致女主人公被弃的最根本原因。”“他以贸丝为由而与女主人公认识，为得到爱情而‘言笑晏晏’、‘信誓旦旦’，设法接近，一旦得到爱情，便马上要求娶亲，结婚后就一反初言，甚至‘至于暴矣’，所以，氓是一个始乱终弃、言行反复的负心汉。”（《高中生必背古诗文４０篇》，

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北京第１版，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平心而论，吴先生的解读有很大的代表性。作为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男性，氓确有“反复无常”的一面，但亦不能排除真心喜爱女主人公的一面，不然氓就不会那么坦率、主动而急切，包括因“子无良媒”而“愆期”时的“怒”，甚至敢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雷池。试想，倘若不是两情相悦，女主人公就不会“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卜筮“无咎”后便“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并希望“及尔偕老”，亦如吴文所说“沉浸在爱情和新婚的幸福之中”，以至后来还“遥想当年欢乐幸福的爱情生活”。当然，就“反复无常”的一面而言，笔者并不否认氓的乖僻、虚伪、软弱乃至薄情、凶狠、暴虐，然而它毕竟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诚如人教版（试验修订本）语文教材“至于暴矣”之注解所言，是“对我逐渐虐待”，而非“结婚后就一反初言，甚至‘至于暴矣’”，何况燕尔新婚的她正魅力无限呢！并且，这又不能全归结于性格因素，因为氓尽管试图逾越却最终还是无法逾越观念和世俗的束缚，结果败下阵来，他妥协了，屈服了，甚至由此而心理变态，竟去伤害心爱之人，“至于暴矣”。

氓是否“始乱终弃”？照吴先生的解读，“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即“用桑叶的‘沃若’暗喻女主人公的年轻貌美，揭示了氓追求女主人公的原因；”“桑之落矣，其黄而殒”则是“用桑叶的黄落暗喻女主人公青春消逝，容颜衰老，揭示了氓抛弃女主人公的原因。”于是，氓与她的结合就毫无爱情基础可言，而是基于对女色的占有欲，是不道德的玩弄女性，即“始乱”。而干嘛“终弃”，怪就怪女主人公如今咋“人老色衰”，成黄脸婆了？于是，那似乎只“耽”于“沃若”式女人的氓，真个就把以往的“信誓旦旦”抛诸脑后，脸不红心不跳地“士贰其行”、“二三其德”了。

那么，“始乱终弃”是否有悖论之嫌呢？我不想妄下断语。形象永远大于思想。“桑”之“沃若”与“黄而殒”，其比兴蕴涵本可见仁见智，只要不即不离、言之成理。从表层看，吴先生的解读蛮合乎氓“始乱终弃、言行反复”的推论，而从深层推敲，却置自己于尴尬境地，更置女主人公于尴尬境地，因为氓的“始乱”就意味着女主人公不正经，而这首诗的微言大义，便又回到了老而又老的“刺淫奔”，成了“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２月新１版）而这，就触及到笔者想讨教的关键处，就需把它放到更大的背景之下来审视。

《氓》大致产生于春秋初期至中期即东周时期。这时期，那“崩”而尚在的“礼”，好似一个如影随形的幽灵，仍极大地影响和束缚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日常行为。君不闻，“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诗经·齐风·南山》）“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在《诗经·郑风·将仲子》里，一位青年女子透过其内心独白，便道出了她对男友试图越墙幽会畏惧不已的原因：“岂敢爱之？畏我父母”，“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岂敢爱之？畏我诸兄”，“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哎呀呀，你听听，你看看，一张无形大网就这样从家庭一直撒向社会，再经“父母”、“诸兄”和“人之多言”的重重围裹，竟是如此的令人窒息，而“父母之言”、“诸兄之言”和“人之多言”所形成的众口嚣嚣的舆论环境又是如此的森严恐怖。而《氓》诗里的女主人公，恰恰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挣扎着。

于是，徐陪均先生认为：“这首诗所写的婚姻悲剧，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情与礼的矛盾与夫权对妇女的压迫。”“这位女子开始时是在集市上与一平民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后来又乘垝垣相望，显然与礼有悖，终遭丈夫的休弃，兄弟的讥讽。她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与旧礼教产生直接的冲突，因而导致了婚姻悲剧的发生。”（《先秦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第一版）徐先生把休弃之因归结到“情与礼的矛盾与夫权对妇女的压迫”，归结到“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与旧礼教产生直接的冲突”，归结到“私定终身”、“与礼有悖”，这确是很有见地的见解，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从根本上澄清了女主人公对自主婚姻的向往不是“淫奔”，氓对她的追求亦非“始乱”。何况“私定终身”时，女主人公因意识到“与礼有悖”，故有“愆期”之举，并郑重解释“非我愆期，子无良媒。”接下来，尽管“畏我父母”和“父母之言”，“畏我诸兄”和“咥其笑矣”，甚至不排除“人皆贱之”，但她毕竟在所经受的种种折磨中“女也不爽”：“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那么，女主人公之被弃，在婚后究竟有啥悖“礼”之事呢？据《礼记·本命》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由此“七去”之条，对照《氓》诗，似乎有三条与她相关。首先，便数犯“淫去”，但前面已作分析，且时间又在婚前，故不再罗嗦。其次，“妒去”这条大概也沾不上边。女主人公对氓虽有“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的指责，但终嫌笼统模糊，不像汉乐府诗《上山采蘼芜》中的“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明显暗示了休弃之因是丈夫的喜新厌旧；退一步从纳妾来揣想，“自我徂尔，三岁食贫”似乎表明，氓即使有“用情不专”之花心，也缺少纳妾的经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