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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与《囚绿记》作者陆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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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金的散文中,那些叙写友情、缅念故人的抒情篇章,最为读者喜爱。1947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散文集《怀念》(收《巴金全集》第13卷),就是这样的作品。这是巴金对在抗战中去世的罗淑、鲁彦、缪崇群、陆蠡……等8位文化人的悼念之作。在该书《前记》中巴金坦言:他是“凭着记忆和感激抓住他们的一言一行”,来展现这些年纪不同、职业各异而同为平凡人身上的高贵情操。正是这些可敬而平凡、物质贫乏而心灵丰富、重“给予”而不求“取得”的知识者,在上世纪30-40年代艰难岁月里,他们与巴金一起,相濡以沫,患难与共,默默无闻而又刚韧坚毅地坚守在抗日文化岗位。8人之中多数病殁于贫病交加,只有一人殒命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这就是遇难时才34岁的陆蠡(字圣泉,1908~1942)。《怀念》的末篇《怀陆圣泉》,就是专写这位抗战英烈的。

“在我活着的四十几年中间,我认识了不少的人……。然而像圣泉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于可以交出自己的生命、重视他人的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可以当之无愧。”在《怀陆圣泉》一文中,巴金以悲痛而崇敬的笔致,这般动情地赞颂自己的亡友,“有了这样的朋友,我的生存才有了光彩,我的心才有了温暖。我们平日空谈理想,但和崇高的灵魂接触以后,我才看见了理想的光辉。”如此推许这位“值得骄傲的朋友”,即使在亡友罹难以后很久很久,巴金仍然难以释怀,长念不已。

1940年夏,滞留在“孤岛”上海的巴金,将远赴西南大后方。临行前,他把文化生活出版社(简称“文生社”,巴金称之为“书店”)的社务,全部交由陆蠡负责,并委托他照顾数月前刚来上海养病的三哥李尧林。陆是文生社的中坚,又是最得巴金信任的“难得的好人”。7月上旬巴金登上开往越南海防的“怡生”轮,转道越滇铁路去昆明、重庆等地。到码头送行的李尧林和陆蠡微笑地与远行者挥手作别:“两年后再见!”

然而巴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竟是与陆蠡的永诀。

巴金走后一年多,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租界,上海成为沦陷区。境遇一天比一天凶险,陆蠡与两位同人坚守岗位,如同在茫茫荒漠之中,筚路蓝缕地经营开发着文生社这一片小小的绿洲。然而事情还是发生了。1942年3月汪伪巡捕房查抄文生社,声称要找负责人,并抄走社里所有存书,足足装满两大卡车。那天陆蠡适巧不在社里,回来听说之后,觉得自己既然身为负责人,理应责无旁贷地前去说理交涉。于是,这位铁骨铮铮的浙东硬汉,赤手空拳来到巡捕房,落入虎口,被关押在江湾日本宪兵司令部,随即又被移解到苏州监狱,此后便下落不明。柯灵、唐等在沪亲朋四下打探,多方营救,终属徒然。邮寄去的狱中日常用品和冬衣、棉被等,也屡遭退回。理由是:查无此人。真的,天地间从此就“查无此人”,陆蠡就这样从地球上“蒸发”了。

巴金稍后在成都获悉此事,大为震惊。他深知陆蠡是个有着强烈正义感、视死如归的血性男儿,此次失踪,凶多吉少。尽管如此,他仍心存侥幸,急切地期待着他的回归;幻想着总有那么一天,陆蠡会提着一只小箱子,突然在外面叩门……担忧与焦虑煎熬着巴金。但幻想终于破灭。消息传来:由于坚持爱国立场,陆蠡被日军用酷刑刑审数月,虐杀而死。在《怀陆圣泉》中谈到陆蠡的死因,巴金写道:“据说他惟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口供强硬,他对敌人说,汪精卫是大汉奸,大东亚战争必然失败。他可能因这几句真话送命。”一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文化界同人沉痛悼念陆蠡,巴金才含泪写下这篇撼人心魄的祭文。距亡友遭难,已经整整4个多年头了。

小巴金4岁的陆蠡1908年生于浙江天台。早年在杭州和上海上大学,攻读工科。他的理化资质十分过硬,精于机械学且喜好天文,熟知茫茫太空之中许多星座的名字和位置。他曾写过一些诸如天文、气象、化学毒气之类的科普作品,大概与这一段理工学历不无干系。这位散文家和翻译家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文学素养,兼通美、日、俄、世界语等多种外文,还师从法国文学翻译家赵少侯专习法文。这为他日后从事创作与翻译奠定了基础。大学毕业后去泉州教中学,1933年巴金到福建访友,与之相识。两年后巴金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不久陆蠡加入该社。在文生社,陆蠡既当编辑、校对,又兼做会计、跑印刷所、售书以至各式各样的鸡毛蒜皮繁杂琐事,什么都干。在巴金笔下,陆蠡貌不轩昂,语不惊人,服装俭朴,不善交际;心地坦白,对朋友至诚至义;“不愿说好听的话,不肯做虚夸的事”,“喜欢埋头做事,不求人知”。在文生社数年相处,“共同的工作增加了友情,我们一天天地相熟起来”,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知交。那时巴金尚未成家,孑然一身,赁屋独居;而陆蠡丧妻未娶,只身孤住社里。他们往往在社里的客厅,促膝长谈到深夜,直至宵禁时刻,巴金才起身匆匆赶回寓所。“在那样的夜晚,从店里出来……是一个上海的寒夜,但我的心总是很暖和,我仿佛听完了一曲贝多芬的交响乐,因为我是和一个崇高的灵魂接触了。”两颗崇高心灵的交融碰撞,迸溅出耀眼的美丽火花,成为新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知遇巴金到为国捐躯,在文生社的创作、翻译和编辑历程,是陆蠡短暂生命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10年。那时巴金正在全力打造规模恢宏、在新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型系列书“文学丛刊”。这套丛书囊括了86位著名作家的160部作品,共分10集、每集16本,在20世纪30-40年代陆续出书。作为这套丛书主编巴金的左臂右膀,陆蠡协助主编参预了“文学丛刊”从策划、组稿、审读到编校印制的全过程。巴金最了解陆蠡,说“他有写作能力,却不肯轻易发表文章。他的散文和翻译得到了读书界的重视。但他却不肯登龙文坛,他只是一个谦虚的工作者”。正是以一个“谦虚的工作者”的姿态,埋头工作,真诚待人,陆蠡才得到巴金和文生社同人的信任和支持。也是在巴金的鼓励奖掖之下,陆蠡身体力行,笔耕勤奋,写出了《海星》《竹刀》和《囚绿记》3部有名的小品集,被列入“文学丛刊”第二、五、六集,分别于1936、1938、1940年出书。巴金慧眼识人,正是这些清丽隽永、诗意葱茏的小品,使其作者陆蠡最终得以跻身于中国现代优秀散文作家之列。同样,陆蠡的翻译才力也受到巴金的赞赏。1936年陆蠡译出法国作家拉玛尔丁的长篇小说《葛莱齐拉》,随即被编入巴金主编的另一套丛书“文化生活丛刊”第九种出版。同年5月在游览杭州时,“在沿着九溪十八涧走回湖滨的蜿蜒的小路上,陆蠡、丽尼和我在谈笑中决定了三个人分译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的计划。我们都践了诺言,陆蠡最先交出译稿,我的译文出版最迟。”这一段话见于巴金1981年5月所写回忆录《怀念方令孺大姐》,既痛惜英才横遭摧残,又忆述了当年约定同译屠氏作品计划的初衷,为屠氏作品的中译小史,留添下一个生动的花絮和注脚。按计划,陆蠡译毕《罗亭》《烟》;丽尼和巴金也分别译出《前夜》《贵族之家》和《父与子》《处女地》。这是巴金规划的另一套著名系列书“译文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上此后陆续译出的屠氏其他作品,文生社把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几乎全都翻译出版。建国之后又在巴金的奔走下,屠氏的这些译作大部分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原文校订之后,重新印行。陆蠡所译《罗亭》在1957年和1986年两次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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