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包身工》发表７０周年

夏老为什么能够写出这样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文学作品呢？不能不说与他的思想基础与政治立场相关。毋庸讳言，夏老曾经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前，他的世界观还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他加入过中国国民党，也信仰过“三民主义”。但是，夏老通过参加“五四”运动的洗礼，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就是在“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之后，他不顾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此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走上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之路，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杰出的革命文艺家、电影艺术家。

夏老之所以能够写出《包身工》，既与他加入共产党，并且已经有近１０年的党龄和革命斗争经历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他自觉地深入工农，与工农相结合分不开的。有文章介绍，早在１９２７年，夏老在上海就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了解了一些纱厂工人的情况；１９２９年，他从做工人运动工作的同志那里知道了一些包身工的非人生活情况。“一二八”战事后，为了写《女性的呐喊》电影剧本，又搜集了一些包身工材料。他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还公然保存封建奴隶制度非常愤怒，决心深入调查，打算彻底揭露。由于纱厂工人的热心帮助，作者深入工厂实地观察调查了三个月，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包身工》的方向是有现实意义的。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界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有许多身为共产党员的文艺家，在他们的头脑里，似乎改革开放不需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了， 毛主席当年提出的“政治是第一位”的标准似乎也不适宜现在的形势了，由此，提出什么“超越阶级”、“退出政治”、“躲避崇高”、“告别革命”等等荒谬的主张。在他们的词典里似乎只有艺术标准，没有政治标准，谁要是讲马列，讲政治，他们就极力讽刺、嘲笑，并且随意给人扣上“极左”、“反改革”等大帽子。这些人真的要“退出”政治，真的要“告别”革命吗？否。这是骗人的阴谋。事实上，他们在“退出政治”的幌子下，是在用资产阶级政治取代无产阶级政治；在“告别革命”的幌子下，秘密进行资产阶级的“颜色革命”。不是吗？请看，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舆论阵地，恶毒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诋毁、污蔑革命领袖，歪曲、否定革命历史，妄图推翻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的目的，他们积极配合帝国主义对我国和平演变的政策，大造“西化”、“分化”、“私化”和“腐化”的政治舆论。当年早已被我们批臭的梁实秋、周作人一类的反动人物，又被他们奉为神明，到处招摇过市。封建主义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汉奸文艺统统从黑洞里爬了出来。毛主席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人何止是“思想上没有入党”，他们已经堕落为挂着共产党招牌，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干着破坏共产党事业的无耻叛徒！

《包身工》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里

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以后，《包身工》这篇反映阶级压迫和民族危亡的报告文学，影响了我国几代人。

１９５９年夏老在《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的文章中写道：“对现在的年青工人来说，大概这些都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人还没有出世。那么，我想，回头来知道一点过去的事情，应该更深刻地感到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工人的幸福。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人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与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夏老，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这篇作品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是他头脑清醒、信念坚定使然。夏老这句“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的谈话，是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３０日，离他去世不到１００天。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这句话就是他的政治遗嘱。从他写作《包身工》到他去世整整６０年。６０年中他能够一如既往，一以贯之，是多么难能可贵！然而，令夏老想不到的是，在他去世不久，他认为“可以留下来”的《包身工》就被某些人“请”出了新版中学语文教科书。与《包身工》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狼牙山五壮士》等一批革命文学作品。老人家若地下有知，不知他该作何感想？！夏老没有想到《包身工》“留下来”的道路是如此充满荆棘和坎坷。当然，即使《包身工》不再作为中学语文教科书，毫无疑问，它也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它的社会价值和革命的生命力，照样“可以留下来”，代代相传的。

如此更改语文教科书，应当说不是一件小事情，它是一种象征，一个信号。经济学家刘国光曾经撰文批评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领域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现在语文教学领域又把革命文学作品赶出课本，这的确是意识形态的某种反映。《共产党宣言》讲，“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我国现在是什么时代？还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能在某些领域成为统治思想？《包身工》这样的革命文学作品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学语文教科书的主流？这种改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有人还为这种取消语文教科书中革命传统文学作品的行为辩解，说什么“语文能力就是熟练运用祖国语词文字的能力。”要从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方面来考虑。也有人说：“几代人都读这个教材，大家感觉到教材应该有一些更新，应该补充一些新鲜的材料更加贴近他们的生活，贴近他们的认知。”（华岳论坛０３／２５／２００５）这样的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谓“工具性”、“人文性”？“工具性”、“人文性”就可以脱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灌输吗？世界上哪个国家的语文教科书脱离了意识形态？料他也找不出来。所谓“几代人都读这个教材”，不“新鲜”了，就要改变与更新，更是站不住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年年唱，月月唱，天天唱，唱了几代人，唱了大半个世纪，是否也要改变、更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样的歌词是否也不“新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