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关平
春节期间翻阅剪报,翻出一篇1995年2月21日《解放日报》的一篇短文,题目为《活得洒脱,去得从容──记夏公》(李子云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广电部为他作95岁生日之后,他和我聊天的第一句话是,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这话让我悚然一惊。很少有作家能够这样严于衡量自己的作品。”
读了夏老的这句话,笔者感慨万千。夏老在即将走完人生旅途的最后时刻,为什么在回首自己众多作品的时候最看重他的那篇仅有不到九千字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呢?笔者对此浮想联翩。
今年(2006)是《包身工》发表70周年,就此机会写一点感想,以示纪念。
《包身工》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阶级斗争
夏老的著作颇丰,成规模的结集出版的选集就有多种。除此之外,还有《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作集》和《夏衍电影论文集》等。其中名气比较大的作品有:剧本《狂流》、《秋瑾传》、《上海屋檐下》、《赛金花》、《脂粉市场》、《风云儿女》、《压岁钱》、《自由神》、《白云故乡》,改编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春蚕》、《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报告文学《包身工》,是夏老1935年写成,1936年发表在“左联”机关刊物《光明》创刊号。这些作品已经成为中国文艺宝库中的经典。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夏老的许多作品,都有资格流传后世的,那为什么他老人家却偏偏钟情于《包身工》呢?
为加深对夏老“可以留下来”这句话的理解,笔者重温《包身工》这部作品,细细品味,又有所领悟。毛主席说过,“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照这个标准衡量,夏老的这些作品,阶级性和政治性都是比较鲜明的。由于夏老的特殊经历和生活环境,他对知识界比较熟悉,所以他的不少作品是以知识分子,尤以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例如《上海屋檐下》、《愁城记》、《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而《包身工》的主人公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笔者揣度,夏老之所以认为《包身工》“可以留下来”,是不是因为这部作品所揭示的一个时代阶级压迫、剥削和蕴涵的革命道理更为鲜明的缘故呢?
《包身工》反映的是“一二八”前后到抗日战争前夕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的黑暗。那时,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日益破产,东部沿海地区大批贫苦农民涌向城市,又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靠近上海的苏北地区,每年都有大批无法生活的农家女子,被诱骗到上海做“包身工”。日本资本家为了避免上海工人运动的威胁,就大量地雇佣包身工来代替普通的城市劳动者。《包身工》这篇作品就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残暴掠夺,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严厉的抨击。它以生动、真实的笔墨通过记叙作为廉价“机器”的芦柴棒等一群纺织女工所遭遇的苦难,再现了旧中国工人阶级身处社会底层的悲惨命运,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反动势力残酷地压榨中国工人阶级的罪行。
这篇作品犹为可贵之处,是它不以揭露为满足,而是在揭露资本剥削的本质、分析包身工制度形成的原因之后,指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必将奋起,砸烂枷锁,埋葬万恶的资本主义旧制度,迎来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制度这样的历史发展规律。“黑夜,静寂的、死一般的长夜。表面上,这儿似乎还没有自觉,还没有团结,还没有反抗,她们住在一个伟大的锻冶场里面,闪烁的火花常常在她们身边擦过,可是,在这些被强压榨着的生物,好像连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烧的火种也已经消散掉了。不过,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这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当夏老在文章中发出这个警告与怒吼的时候,中国正处于血与火的激烈搏斗之中。一方面是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日本侵入华北,不断扩大侵略范围,而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丧权辱国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另一方面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1935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随后以民族大业为重,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二九”运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燃遍中华大地。这时,离新中国的诞生只有 13年了。在这样一个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包身工》,其影响和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夏老的这篇报告文学,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感情世界。这种感情使他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使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出“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的警世之语。
《包身工》的方向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方向
作品是作者的思想窗口。夏老之所以能够写出《包身工》这样优秀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力作,是与他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方向分不开的。
列宁说:“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与资产阶级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赢利的商业性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惟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列宁选集》1965年版第1卷第723页)
为什么人的问题,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始终是文艺的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
毛主席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毛主席的《讲话》是《包身工》发表以后的事情,但夏老写的这部作品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所说“惊醒”人民,“感奋起来”,“走向团结和斗争”的一篇政治性、艺术性均佳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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