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包身工”到“血汗工厂”

笔者根据湖南省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发布的编译信息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２年八月，日本的居民人均月可支配收入水平是４０万日圆。相当于２万７千元人民币。同期中国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月可支配收入７０６元人民币。日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当于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３８倍。是的。中日间工资收入水平差距，从１／３扩张到了１／３８。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夏衍先生的该报告文学的价值所在。

１９９５年，张宝华先生称赞到：“他的报告文学强化了文学色彩。他运用了小说、散文乃至戏剧、电影的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使其具有了文学的形象性、生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的，这种艺术感染力深刻地影响了几代读者。夏衍先生在《包身工》一文的最后，用最严厉的道德谴责表达了他的愤怒：“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的冤魂！”

这种道德谴责导致读者很容易得出符合“道德逻辑”的结论：无论中外，资本家都是没有良心的坏蛋。必须推翻这种“人吃人的制度。”

请注意：他既没有提出“工会”之类的维护人权的制度建议，也没有看到只有投资增加，才会增加对工人的需求；只有资本家之间对劳动力需求的竞争，才会提升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才会促使将更多的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使这些原先靠天吃饭的人脱离从事农业所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

《中国工人》１９５９年第６期刊登了夏衍先生的新作品《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在该文中，作者写到：“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对比新旧社会“二重天”的时候，中国却正处于由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之中。饿死几千万人的悲惨没有打动他的良知，留下与《包身工》那样打动读者的控诉。他的眼中却只看见了“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不客气地说，我对他的良知的持续性产生了怀疑。

文学家都是煽情高手，而且相互学习如何煽情。而经济学家却强调理性，而且相互指责对手缺乏理性导致的人祸。结果文学家获得了习惯于感性思维的读者的支持，经济学却只能得到拥有足够理性的读者的支持。不幸的是：后者只有前者的Ｎ分之一。美国的经济学家钱德勒写的《看的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论证了现代大型联合企业的诞生乃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管理协调的“看的见的手”比亚当·斯密的市场协调的“看不见的手”更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经理阶层支配”是现代工商企业的本质。而该书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非常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枕木”发展的历史，结论是──美国：经理式资本主义的策源地。但是按照文学家的描述，结论却是这些经理们踏着枕木下的尸首发财。

当读者成为作者的时候，夏衍先生的艺术手法就开始成为这些作者的艺术手法。文学性思维既是作者的同时也是读者的思维方式。作者采用的形容词越煽情，越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当下，“血汗工厂”大概就是最符合夏衍标准的新概念。大多数描写“血汗工厂”的文本，都可以从中找到《包身工》的叙述痕迹。

对于所有对“血汗工厂”的控诉，我个人的判断方式是：

１、无论是老板、记者、工人、管理人员，每个人都是理性人，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２、每个人都面临着来自同行的竞争压力，所有的反应都是基于该压力的反应。

３、每个人是否都拥有选择的自由。

４、保障其权益的制度是否公正。

５、谁在增加工人们的收入水平？是老板还是政府官员还是记者？

“包身工”在夏衍的眼里，是被管理人员欺骗了。但当我们了解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农业还处于由老天爷的不确定性所作弄的时候，这种卖身契约其实是对包身工们延长生命的最有利的选择。更简单地说：如果夏衍先生自己就处于那些女孩的境遇下，他／她也会作出签约的选择。是的，历史已经证明，缺少保障权益的制度是导致包身工们悲惨境遇的原因。所以，正解是建立保障工人权益的制度，而不是打倒资本家。只要没有由工人自己做主的工会制度，无论谁当资本家，都会无休止地压榨。作家们如果当了资本家，其行为方式将与他们所谴责的老板们一样一样。

记者们的义愤填膺导致的结果是记者们的收入上升。在感性思维是大部分读者的习惯的条件下，强调理性思维的记者可能失去市场的支持而被迫要么改弦易辙强调感性，要么被淘汰出局。

如果将记者的义愤填膺放到行业内企业间竞争的筐架下思考，可能发现与“记者的良心”完全无关的观点：行业内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相互挖对方培养出来的质量更高的员工及管理人员。正是老板间的竞争导致工人收入水平上升。其实，只有投资上升才会有就业机会的上升，才会有工资水平的上升。如果投资减少了，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工资水平就无法提升。中国和日本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源于投资水平的差异。而不是源于日本的老板比中国的老板更有善心。更不是源于日本的记者比中国的记者有更多的义愤填膺。

但记者们的义愤填膺却有助于老板们相互诋毁对方。因为这是比提升工资便宜的多的选择。显然，把对方通过记者的义愤填膺式的报道挤跨，对方的员工到自己的企业报到的时候，必须降低工资要求。或者，介时，自己的企业可以提供更加“血汗”的工作条件，工人们却别无选择。

基本上，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最大的地方在那里。包身工们的悲惨不在于签定了卖身契约，而在于没有组织工会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自由、在于没有退出游戏的自由，在于没有自由表达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