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盛世”帷幕掩盖下的英国社会

在妈妈和老保姆辟果提爱抚下，小科波菲尔感情纤细，对世界怀着纯洁的爱心，即使后来受到继父和坏学校的摧残，也仍然保持着他的坦白、真诚和高尚的品德。最可贵的是他具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在逆境中经受磨练而不消沉，在顺境中并不踌躇满志，耽于安乐。他正视生活，诚恳地用力谋生，有意志，有决心，有果断。幼年时期的科波菲尔被迫离家，能够尽力干活，自食其力，为寻求前途和希望，他竟然以百折不回的坚毅，徒步数十里，去投奔从未谋面的姨婆。少年时期的科波菲尔有机会重新开始学习，虽然学业久已荒疏，却能以不懈的努力，赶上和超过班上的同学。青年时期的科波菲尔在博士院习艺之外，夜以继日，拼命工作，努力减轻姨婆破产后的经济负担。成年后的科波菲尔功成名就，依然兢兢业业。他奉行的格言是：“永远不要把你今天可以做的事留到明天做，延宕是偷光阴的贼。”他不无自豪地说：“我生平不拘做什么，总是全心去做，不拘献身于什么，总是完完全全地献上，在大事和小事上，我总是一贯的认真，……凡可以献上我的全身的事绝不献上一只手，不管我做什么决不妄自菲薄。”就是这样，科波菲尔一步一步攀登上去，摘下了幸福之果。

通过科波菲尔前后两次婚姻生活的对比，也表现了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科波菲尔对朵拉一往情深，但不谙世事的朵拉只是一支“娇嫩的小花”，是“一件精致的供人玩赏的玩具”，是没有任何一点实际的生活观念的“孩子妻”，精神气质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在这对夫妻之间投下阴影。只是由于朵拉早逝，才为这段短促的婚姻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实际家科波菲尔希望妻子是“他的顾问，具有更多的魄力，更多的用来支持他，改善他，赋有填满他周围的空虚的能力”。安妮斯才是这样的妻子。安妮斯是狄更斯美化的人物，她既美貌又有美德，天使般的纯洁，英雄样的胆识，同时从来就是一个“小管家”，她不声不响地全力保护着被希普欺凌的老父，她明智的指导、勇敢地支持着在生活和精神上遭受挫折和痛苦的科波菲尔。“思想和宗旨的一致”使科波菲尔和安妮斯得到了完美无缺的爱情幸福。

狄更斯把他的爱心给予科波菲尔，用科波菲尔的创业精神、高尚情操，否定了剥削者的唯利是图，和强盗骗子手的巧取豪夺，但是，他们宣扬的科波菲尔道路不过是通过自我奋斗去建立个人小天地里的安乐，缺乏崇高理想，人物也就缺乏更多的思想光彩。

早年城市贫民的生活培养了狄更斯的阶级意识，基于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厌恶上层的统治者，真诚地同情和赞美下层的被统治者。他始终相信，处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普通人民在道德感情上远远超过贵族资产阶级，他们才是人类价值的维护者。这种感情和认识鲜明地分别体现在对于以辟果提和斯提福兹为中心的两组人物的刻画上。

辟果提和他的亲属朋友，既无门弟财产，又不曾受过教育，但是他们都有着金子一样的心。老保姆辟果提把自己的一生始终如一地奉献给科波菲尔，痛苦的时刻安慰他，困难的时刻帮助他，遇到灾祸保护他，这一切远远超过了仆人对主人的责任。老船工辟果提先生胸怀象大海一般宽阔，包容着对别人的好意和关心，他收留下海穆和爱弥丽，以无限的亲爱把这两个孤儿抚养成人，他收留下朋友的遗孀古米治太太，尽心尽意地给她安慰和体贴。他自始至终“想到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要求，只把他自己除外”。为了拯救失足的爱弥丽，他毫不迟疑，手执拐杖，走遍天涯，直到把她带回身边。这个动人心弦的举动足以说明他的为人。水手海穆对人怀着纯朴的信任，他的笨拙羞怯正是心地忠厚、诚实可亲的表现。爱弥丽违背了他，他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只怪自己失去了搭救她的机会，并且有意向她隐瞒失去她的痛苦，以减轻她的痛苦。他带着一颗流血的心，更加慷慨地为别人活着，一直到献出年轻的生命。小缝纫工爱弥丽由于爱情失足而抱恨终身，从歧路上回来之后，她深深地把自己的创伤掩藏起来，以她的温柔、善良和勤恳爱护舅舅，照顾帮助一切感受困难的人。就连死丈夫死后整天愁眉不展，自怨自艾，使人感到苦恼的古米治太太，在别人的愁苦面前也忘掉了自己的苦难，而尽力去抚慰比她更加不幸的人。这都是些平凡的受尽苦难的人，他们是粗糙的，甚至有着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他们富于同情和牺牲精神。他们的灵魂是美丽的。

富有、聪明的斯提福兹以财产和他的风采、殷勤、才能，去博得人们的好感，然后损害他人以满足自己，漂亮的躯壳里包藏的是绝对的自私自利。他随便玩弄倾心于他的达特尔先小姐的感情，他当众侮辱一时触怒他的麦尔先生，他把崇拜他、爱他的科波菲尔当作自己手里一块柔软的面团，随意揉搓。他坐在辟果提先生的火炉边笑着，友好地看着大家，心里盘算的却是怎样夺走他们掌上的明珠爱弥丽。他答应爱弥丽使她“以夫人的身份回来”，曾几何时，就把她遗弃给自己的恶仆。根据资本主义的竞争法则，他要“超过一切障碍前进，在比赛中获胜”。他要做“弱肉强食”中的“强者”。他的母亲贵妇人斯提福兹夫人同样的冷酷无情。她爱儿子，但儿子一旦违拗她的意志，辱没她的门第，她就毫不容情地宣称“不知死活，他永远不能接近我”。对于被斯提福兹所伤害的辟果提先生一家，她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内疚，反而责怪爱弥丽，使她母子失和。

辟果提和斯提福兹两个家庭的对比是强烈的。狄更斯的倾向性也是明显的，他坚定地站在辟果提们一边，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提福兹们。然而，我们又感觉到作家对斯提福兹的描写，往往“手下留情”，他揭露斯提福兹的损人利己，却又反复渲染他的雍容大度和特有的魅力；在描写斯提福兹进行的罪恶活动中，却又表现他思想斗争的“痛苦”；在和科波菲尔最后一次聚谈时，斯提福兹要求说：“想我最好的时候。”科波菲尔确实是这样对待他，始终怀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恋情，对他的恶行也只是感到哀伤而不是愤怒。这是作家塑造人物方面的败笔，它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作为资产阶级作家的狄更斯，这也许是他自己思想感情一种不自觉的流露吧。

另一方面，狄更斯由衷地热爱、称赞劳动人民，却过分地强调了他们的忍让、宽恕、与人无争，甚至也不说一句分量稍重的话。辟果提先生为让爱弥丽能“以夫人的名义回来”，去恳求斯提福兹夫人的场面就十分典型。故事将要结束时，以从容献身的精神跳进汹涌的波涛去救助福提福兹的恰恰是海穆，他们的同归于尽多少带着一点宿命的味儿，让死神去解决损人者和受害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作家一种无可奈何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