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盛世”帷幕掩盖下的英国社会

一

《大卫·科波菲尔》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寻求出路的故事。孤儿科波菲尔经受了许多磨难，饱尝人生辛酸，在一些善良的人们多方救助下，经过不屈不挠的奋斗，终于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就和家庭的幸福。环绕科波菲尔一生所出现的人物的悲欢离合，多方面地揭示出当时社会的真相。

在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冲击下，金钱法则主宰了社会。科波菲尔一生的坎坷就是因为摩德斯通、尤利亚·希普之流图谋和他有关的财产所造成的。从喧嚣的伦敦，到幽僻的村镇、荒凉的海滩，无处不弥漫着金钱崇拜、自私自利的毒雾，它窒息着人们的生活，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当时英国的儿童教育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生意经的对象，破产后的小酒料商克里古尔开办萨伦学校，不过是在经营另一笔买卖，他关心的只是如何用学费低偿债款，和更多地克扣学生伙食费用以牟取厚利。作为校长，他除去“鞭打艺术”外一无所知，在他统治的学校里充满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和趋炎附势的卑鄙。从童工身上残酷地榨取廉价劳动力，是当时英国工厂普遍存在的现象，摩德斯通一格林酒业公司一个批发店雇用了三、四个孩子，其中的科波菲尔刚刚十岁就从早到晚和成年人一样劳动，得到的工资却只能买一点半价出售的陈蛋糕或粗制布丁糊口，永远饥饿、褴褛，说不尽的痛苦和屈辱。

婚姻、家庭是狄更斯一贯关心的问题，作品用许多篇幅写了金钱怎样玷污和破坏着这个一向被视为圣洁的感情的殿堂。摩德斯通先生娶科波菲尔的寡母，不过是藉婚姻关系取得她的财产；摩德斯通小姐随后来到这个家庭，则是为了掌管这份财产。而小科波菲尔是他们霸占这份财产的一种障碍，于是被他们视为眼中钉，备受欺凌。作为实利主义的化身，摩德斯通姐弟性格里的那种所谓自制、坚定、意志力，实际上是唯利是图的铁石心肠，他们轻蔑任何精神生活，他们“象是一阵冷风吹走一切人和人之间的正常感情”，剥夺了科波菲尔家里原有的宁静和欢乐，终于使得科波菲尔心地善良、感情脆弱的妈妈在苦恼和惊吓中离开了人间。老船工辟果提先生组织起异性同心的一家，依靠劳动和彼此间的眷恋、关怀、体贴，生活在一条旧驳船上，虽然清苦，却十分幸福，但是，小爱弥丽在当“阔太太”的引诱下，和有钱人家的少爷斯提福兹私奔了，从此，她的舅舅辟果提先生为寻找她四处漂泊。她的未婚夫海穆失去了生活的希望，曾经是那么温暖可亲的旧驳船，只剩下孤苦伶仃的古米治太太，每夜亮起蜡烛，等待爱弥丽的归来。威克非尔律师事务所的办事员希普为攫取金钱，使用各种卑鄙的手段，胁迫他的雇主威克菲尔“一步一步地放弃了名字和名誉”，给威克菲尔父女带来不可言状的痛苦。由于财产纠纷，狄克先生被家人折磨得神智失常，甚至几乎被终身禁闭。马戡太太借女儿安妮的名义不断向女婿史特朗博士勒索钱财，以致引起别人对安妮爱情的怀疑，一度造成他们夫妇间的隔膜。科波菲尔的姨婆因为丈夫挥霍成性而夫妇分居，老保姆辟果提则因丈夫吝啬而苦恼。一桩桩风波、纠葛，不仅说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婚姻和家庭往往是脆弱的，不幸的，并且从一方面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动荡不安。

金钱世界的残酷，集中地、尖锐地表现在广大下层人民所受到的经济压力上。出身于破产小职员家庭的狄更斯对此有切身的体会和了解，他以深切的同情，描写了穷教师麦尔的惨痛，和贫苦无告的密考伯先生的惶惶不可终日。承担着萨伦学校全部工作的麦尔，“身边连半个先令也没有”，靴子破得无法修补，更可悲的是由于老母亲住在济贫院，就受到百般羞辱，以至被逐出校门。密考伯先生替各式各样的商家招揽生意，“收入很少或一无所得”，为了维持人口不断增加的家庭，卖尽当空，颠沛流离，债主经常上门叫骂，随时有被债主控告，和被法警逮捕入狱的危险。密考伯先生一生都在等待“机会”，机会却从来不曾在他面前出现。对于爱情忠贞不渝的密考伯太太真心实意地相信自己的丈夫“具有各种资格和才能”，可惜这些“资格和才能”始终得不到了解赏识，密考伯太太是善于估计和分析形势的，可惜她的理智和逻辑在认钱不认人的社会里总是到处碰壁。尽管天性快活的密考伯本人能够随遇而安，乐以解忧，我们也禁不住为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多舛而感到辛酸呢。最后，在金钱逼迫下密考伯竟然一度成为恶人为非作歹的工具，当他挣脱魔掌，解除了良心上的重担之后，他终于认识到在英国本土上自己一家是无法找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的，决心移居海外。开往澳大利亚的航船上的移民们，一方面说明了英国向外扩张的殖民政策，一方面不也是对那个“给他们出生而不给他们职业的国家”的一种控诉吗？

因财丧德的卑鄙小人尤利亚·希普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耻和虚伪。他的形容举止，言谈笑貌，无处不散发出令人作呕的伪善味道，为了在这世界上“可以行得通”，他谦卑再谦卑，忍让再忍让，在胁肩谄笑，摇尾乞怜的面具下，掩盖着攫取财富和地位的野心。他永远在窥视，永远在寻找损人利己的时机。他善于控听别人的稳私，作为在一定时机要胁、制服他们的把柄，他更善于利用别人的弱点，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有意促使威克菲尔律师养成酗酒的恶习，趁他酒后昏愦软弱，伪造票据和签字，用各种不法的奸谋从事欺骗掠夺，一直到把威克菲尔“按在他的拇指下面”，他利用密考伯先生的贫困，以极其微薄的薪水，和一笔笔小额借款，把这个好好先生和各种罪恶勾当拴在一起，供他驱使。特别是当希普作为敲诈犯被揭露，置身囹圄之后，还继续以他的“谦卑”和“退让”博得人们的称赞，居然成为“模范”的“悔悟者”，更是绝妙的讽刺。

人和人之间的冷酷无情，社会的动乱，生活的压力，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这一切正是以金钱为象征的私有制社会的必然产物。狄更斯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能够揭开所谓“维多利亚盛世”华丽的帷幕，指出它身上的疮疱，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二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狄更斯看到了社会的“不人道”。他愤慨，他谴责，却不能从本质上去认识它，更找不出正确的解决途径，而是把改造现实的希望寄托在道德的作用上，寄托在善良的人身上和他们对于幸福坚持不懈的追求上。怀着这样的理想，他塑造了作品的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

在科波菲尔这个形象里，融合着狄更斯自己的血肉，如果幼年的狄更斯不曾在一家黑鞋油公司刷过瓶忆，就不可能把在酒业批发店里做小苦力的科波菲尔的悲苦写得那样真切动人。科波菲尔担任报馆访员，以至日后成为专业作家的甘苦，也正是狄更斯本人的体验。狄更斯不仅把自己的一部分生活给了科波菲尔，还通过他传达出自己的喜怒哀乐，思想和憧憬。正因为这样，在作品的初版自序中，狄更斯才满怀深情地说：“对于我的想象所产生的每一个孩子，我是一个溺爱的父母，我在深心的最深处，有一个得宠的孩子，他的名字就是大卫·科波菲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