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进步作家,他谴责大资产阶级和其他坏人勾心斗角、惟利是图、玩弄阴谋、压迫穷人;他同情和赞美劳动者、小资产者的勤劳、艰苦、朴实、正直,并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说教来教育坏人改恶从善,悔过自新。这种思想表现在人物塑造上,除了讴歌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以外,还塑造了另外一些理想的奉行利他主义原则的人物,来跟现实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人物相对照。利他主义的好人中既有富裕的大卫姨婆贝萃小姐,也有贫困的坡勾提兄妹。贝萃小姐是个好心肠的有产者。她买卖公债,向国内外市场投资,却同情并帮助有困难的不幸者(如孤苦无援的大卫;受人欺侮、疯疯癫癫的狄克先生;无力还债,穷困潦倒的密考伯先生)。她有钱时不以富贵压人;一旦破产,也能谋求自立,不怨天尤人。由于她心肠好,德行高,因此她的财产失而复得,富贵长寿。作者通过贝萃小姐的形象教育富人,要他们以贝萃小姐为榜样,讲仁慈,不残酷,以便受到穷人的尊敬。利他主义的好人中,穷人的代表是大卫家的女佣人坡勾提和她的哥哥坡勾提先生。他们既无门第,又没受过教育,却有着一颗纯洁美丽的心。坡勾提把自己的一生始终如一地献给大卫,痛苦时安慰他,困难时帮助他,遇到灾祸时保护他,这一切早已超过了仆人对主人的责任。渔夫坡勾提先生更是胸襟开阔、心地善良的人。他自己经济困难,打光棍,却收养了孤儿海穆、孤女爱弥丽和朋友的遗孀古米治太太。为了拯救被诱骗的爱弥丽,决心手执拐杖,走遍天涯定要把她找到。作者通过大卫的嘴赞美坡勾提先生:“如果说,我平生敬重过任何人,那我从心眼儿里爱慕、敬重的就是那个人”,“他那坚强的性格、侠义的肝胆、忠诚的仪表、斑白的头发”,就表明他是我的“至交良友”。狄更斯对劳动者的赞美,正是他民主主义思想的突出反映。但是狄更斯过分突出了这些人的忍让、宽厚、与世无争、以德报怨,使这些劳动者成为没有斗争性,没有阶级觉悟的老好人,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思想局限。坏人之中除了外表漂亮、内心卑劣、诱骗爱弥丽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者史朵夫外,作者集中勾勒了乌利亚·希普这个伪善者的形象。他玩弄阴谋,伪造证件和签名,不仅夺取了威克菲尔的财产,还企国占有威克菲尔的独养女儿艾妮斯;他对人点头哈腰,用以掩盖内心的奸诈、阴险;他利用密考伯先生的穷困,诱使他充当自己玩弄阴谋的工具。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在密考伯先生的仗义揭发下,终于身败名裂,进入监狱当了囚犯。作者以希普这个形象告诫人们不要玩弄阴谋诡计,否则决不会有好下场。但狄更斯对于这样的坏蛋仍然幻想用人性的感化使他吸取教训,改过自新,因此,在作品的最后,使他当上了一个“模范囚犯”。
《大卫·科波菲尔》还通过大卫的半生经历,揭露了英国教育制度的腐败,童工制度的残酷。大卫童年所进的萨伦学堂,是当时英国学校的真实写照。通过大卫当童工时饥寒交迫、受尽屈辱的遭遇,控诉了资本家利用儿童廉价劳动力进行剥削的真相,指责童工制度扼杀儿童才智,摧残少年身心,侵犯人权,不合人道。小说多方面地揭发了金钱对家庭和夫妻生活的破坏作用。摩德斯通为了侵吞则产而诱娶大卫的母亲,把她折磨致死。大卫的姨婆也有丈夫,但他挥霍成性,分居后还不断勒索钱财,造成姨婆的痛苦。利己主义的情欲和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使爱弥丽这个纯洁的姑娘得不到正常的婚姻生活,身心都受到摧残。狄更斯真实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关系对婚姻的危害,体现出他追求纯真的感情、卑视金钱利益的进步思想。
《大卫·科波菲尔》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作者亲切地、清晰地、抒情诗般地叙述、描写了生活,人们读作品仿佛是大卫在跟我们促膝谈心。这里没有《双城记》那样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也没有《巴黎圣母院》、《基度山伯爵》那样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它只是通过讲述日常琐事,使读者了解时代的风貌,认识作品中的人物,陶冶思想感情。
《大卫·科波菲尔》以刻画人物的多种多样性格著称。作者着重通过人物的容貌、言谈、动作、服装、习惯,以至某些怪癖来写出人物的不同身份和不同性格。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的性格的成长和发展过程,写得细腻、真实、亲切,这在一些以情节取胜的小说中是难以见到的。大卫姨婆贝萃小姐的个性特征非常突出。长期的独居生活,形成了她严峻、孤僻、自信和旁若无人的性格。她外表吓人,讲话尖利,但心地善良,不畏权势,正义感强。对于坏蛋乌利亚·希普,采用外卑内恶的手法。写他没有眉毛,没有睫毛,眼睛是红褐色的,身体从不站直,任何时候都是扭曲、蠕动;手又冷又湿,像青蛙一样令人厌恶,用外形丑恶的描写衬托他蛇蝎一样的狠毒心肠。其他如疯疯癫癫但又心地善良的狄克先生,贪婪、阴沉的摩德斯通,等等,也都是各有各的语言、习惯、神情和特性。
──摘自《外国文学评介丛书——狄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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