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所见之孔子人格魅力

）这种诗化生活触动了孔子的心弦，并深深为之向往，但又被诸事阻绊，因此才有“喟然”一叹。

孔子有时也开开玩笑，露出了幽默、可爱的一面。一次孔子到了他的学生子游主管的武城，听到了弦歌之声。夫子莞尔一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治理小小的武城还用得着行礼乐教化吗？）子游对曰：“昔者言偃（子游）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从这种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性格中很本色的一面，特别是“莞尔”一词，让人想见孔子和子游开玩笑的情态。

孔子对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知道自己的主张可能得不到时人的认同，在积极用世的同时，也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样实际的思想出现。所以说，孔子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做事，但也顾及到了实际情况，他不是不知变通的人，否则他晚年也不会回到鲁国去修书教学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可以说影响了以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观点。孔子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态度是达观的。“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x]面对郑人的揶揄，孔子不但没有生气，而且还非常高兴，因为“丧家之狗”正道出了孔子奔波列国的辛酸，孔子可以借此以解嘲，也表明孔子不怨天尤人的达观态度。因此，孔子“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

钱穆说：“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孔子讲人生，常是直指人心而言。由人心显而为世道，这是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亦可说是中国人的宗教。”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郭店楚简新材料的发现，我们越来越清楚的看到孔子乐天知命思想的发展情况。马王堆汉墓帛书发现了属于易学系统的《要》、《系辞》、《易之义》、《二三子问》等文章，证明孔子晚年曾经非常重视易学的研究。换句话说，孔子晚年更多的重视形上学的思考，因为易学是打通天道的。马王堆帛书中还有一《五行篇》的文章，是孔子关于人的身心修养的言论，探讨人心与外物的关系，其中有语云：“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心曰若（诺），莫敢不若（诺）。心曰进，莫敢不进。心曰退，莫敢不退。心曰深，莫敢不深。心曰浅，莫敢不浅。”这是一种高扬主体性的哲学，有“将‘心’升华至一种世界精神或绝对理性的境界”的倾向。可见，孔子对心性问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说，孔子有自己对天道与人道的认识。陈鼓应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和马王堆帛书的新材料，提出了《易传》的哲学思想属于道家而非儒家的观点，认为这一观点“不仅打破了学界公认的看法，也推翻了二千年来经学传统的旧说”。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这就完全忽略了孔子晚年对易学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易学所作的发挥。不能因为孔子在《易传》中也讲形上学，即将它归为道家作品，因为孔子有自己的一套对天道与人道的认识。孔子讲天道最终还是强调人的社会责任，这与老子讲天道强调人内心自发性的东西是有区别的。对这一问题，郭沂驳正甚详，可参看。关于心性问题的论述，在郭店楚墓竹简之中发现的就更多了。郭店楚墓竹简中属于儒家的篇章有《缁衣》、《成之闻之》、《性自命出》、《穷达以时》等，越老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些著作属于注重心性问题的儒家子思学派的作品。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子的思想对子思的思想应该是有影响的。我们可以通过子思学派的思想反观孔子的思想。其《穷达以时》篇说：“有天有人，有人又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作者考察了客观环境与人的主观行为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制约作用。这就可以与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相互发明。其《性自命出》篇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这种天、命、性、情、道依次而下的心性学说是很有特色的，特别是“道始于情”一句，可以看出儒学对人的性情是很重视的。所以，庞朴先生说：“情的价值得到如此高扬，情的领域如此宽广，都是别处很少见的。……这种唯情主义的味道，提醒我们注意：真情留露是儒家精神的重要内容。真情流露就是率性。”从子思学派的思想我们可以反观孔子对心性修养肯定也是有所议论的，前面的论述就是极好的证明。所以，孔子乐天知命的思想有其渊源所自。

以上撮取几方面谈了孔子的人格魅力，我们看到了一个性格丰富的、有声有色的孔子。从孔子身上，我们也可以约略观察到儒学之所以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原因。诚如太史公所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