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溯流说《论语》

３、从作用上看──《论语》是小学教科书：

楚简研究者认为“语丛”是语录的形式教科书，是“东宫之师”（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楚宫太子的老师）对学生讲课的话题集，言简意赅，都是三言两语述说一个问题。

汉代《论语》确实也是小学的德育课本和学习经学的入门书。崔寔在《四民月令》讲十一月“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农闲时小学生上冬学，《孝经》和《论语》是小学生的入门书。从《论语》的内容也可见这个判断是不错的。顾颉刚先生说：“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的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因为涉及政治就不免有阴谋阳谋、攻占杀伐，不利于儿童健康心理的形成和发展。《论语》中不仅充满怀念的温馨，就是在传播儒家思想观念时也多挟有感情色彩，正适合儿童阅读学习。不仅汉代用它做儿童教科书，古代社会一直如此。唐初李恕的《戒子拾遗》中就说“男子六岁，教之放名（辨别东西）；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

宋代朱熹把《论语》定为“四书”之一，此后儿童入学先是三本小书“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是《神童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一类通俗读物。如果上学正规，儿童聪明，这些不用两年就能读完，跟着就读“四书”，从《大学》《中庸》开始，接着就是《论语》。这时学童一般还没有到十岁，《论语》对他们还是很艰深的。那时学童就有：“上论下论难死人”（《论语》分上下卷）的说法。

４、《论语》的定名与定本：

《论语》这个名称始见于《礼记·坊记》。其中有“《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古人认为是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作品，后人对此表示怀疑，大多认为《礼记》中的文字多数是汉儒的解经之作。可是郭店楚简中所出现的《太常》一篇，其中有的文字明显截取于《坊记》，而楚墓是战国中期偏晚，竹简文字的作者应该更早一些，与子思时代大体相合。《坊记》时期的认定，从而可知《论语》之名在战国时就有了。不过直到汉代《论语》也常被学者简称为《传》或《记》，目的是将其与“经”区别开来。

经过秦火之劫，汉初《论语》也不显于世。汉惠帝时废除“挟书之律”后，先秦儒家残存经典陆续面世。《论语》先有齐人传出的二十二章（多《问王》和《知道》）和鲁人传出的《论语》二十章（与今存《论语》相同），简称为《齐论》《鲁论》，齐鲁二书是用当时流行文字隶书写成，称“今文本”。

汉景帝末年发生了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即孔壁古文经典的出现。当时被封在鲁的诸侯王刘余（死后谥号鲁恭王），喜建宫殿，其宫与孔子旧宅相邻，当他扩大宫殿、拆到孔子宅壁，发现了许多写着古文字（秦以前的篆文）的竹简，经整理，知道这些都是孔家代代相传的经典，包括《尚书》《礼记》《孝经》《论语》等数十篇。其中的《论语》二十一章（与现今《论语》相比有两个《子张》篇），称为古文《论语》，简称《古论》。汉代《论语》原本就是“齐”“鲁”“古”三个本子。

西汉成帝时安昌侯张禹位高权重，成帝做太子时，张禹给他讲过《论语》。张原学《鲁论》，后调和“齐”“鲁”，以《鲁论》为底本，择善而从，合为一编，名为《张侯论》。张的地位名望促成《张侯论》广泛流传。当时有“欲为论，念张文”谣谚。东汉末年朝廷刊《熹平石经》用的就是《张侯论》，这是《论语》第一个由官方推出的定本。可惜《熹平石经》历经战乱，所存无多。

《论语》之名大约在东汉逐渐固定了下来。汉章帝建初四年，朝廷召集诸儒于洛阳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班固整理会议记录，称《白虎通义》，其中引《论语》４７处，都称《论语》。

东汉末集大成的经师郑玄依据《张侯论》，参考《齐论》《古论》著有《论语注》。此书五代以后也失传。２０世纪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发现过几件唐写本“郑注”残卷。１９６９年在吐鲁番发现了唐景龙四年，卜天寿抄写的《郑注论语》长卷。

１９７３年河北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出土的竹简中有《论语》，经整理，录成的释文７５７６字，约为《论语》的二分之一。属于《鲁论》系统的。

二、《论语》地位的涨落

１、今文学派统治下的《论语》：

原始儒学有些迂阔，因此孔子栖栖一生，不为世所用，与其学缺少实践品格有关。战国末，七雄纷争，越演越烈，各个学派要想有出路，都要加强实践性，以供统治者采撷。儒学两大派，思孟一派有点理想主义，荀子一派则更注重现实政治因素，后来荀学发展成为法家，成为秦朝的国家意识形态。

汉代儒生为了加强其学术的实践品格，走的是与注重鬼神的楚文化（秦是被楚人灭掉，汉制度承秦，文化承楚）结合的道路，并演化为妖气十足的今文学派。董仲舒是其代表。董倡导天人感应，把不谈“怪力乱神”的孔子打扮为通天教主，把儒学神学化。今文学派争着运用儒学，把“《诗三百》作谏书”“以《春秋》决狱”，为政治服务。董仲舒之后，有些儒者编造“谶纬”，装神弄鬼，每下愈况。“五经”皆有相应的“谶纬”，连平实通俗的《论语》也不例外。《论语纬》中就把孔子说成“素王受命”，颜渊是“素王”的“司徒”，子贡是“司空”。把儒学弄得乌烟瘴气，把儒家经典搞得鬼话连篇。这种“实践”和“应用”在东汉末彻底破产，从此今文学派一蹶不振（鸦片战争后有个回光返照）。今文学派注释的经典多散佚失传。

儒家在今文学中扮演主角的经典是《春秋》《书经》《诗经》等，而《论语》只是作为儿童学习的初级课本，可以加添“神话”“鬼话”处甚少。统治者所重视的学科都设立了博士。文帝时始设立《诗经》博士，武帝时始置“五经博士”，汉代重“家法”，每一经的经师不仅各有各的对经典的解释，而且所传的经文也有差别，朝廷为了表示对不同传承的尊重，往往各立博士。西汉末，已经立有十四博士。但两汉始终没有给《论语》立博士。可见《论语》在官方学术体系中是地位不高的。

２、清谈风中的《论语》：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统治力量衰落，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儒学统治受到挑战，有些士人公开“非尧舜而薄周孔”。学术也开始了由经术到玄学的转变。魏晋士人不拘于经典的文字及其中的典章制度，着重打通经义，并用玄学的眼光去解释儒家的经典，借此“大畅玄风”。自东汉末发生的名士清谈，魏晋之间，蔚然成风。清谈所用资料除了“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外，就是《论语》了。这样《论语》不仅是儿童读物，也成为名士们的谈资。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论语》呢？与儒家其他经典相比，《论语》多意象玄远的名言隽语（如“君子有三畏”“天何言哉”之类），这些正是清谈家的话头；另外《论语》中的孔子喜好品评裁量人物，这与魏晋和南朝名士很相近，《世说新语》中就有大量品藻人物的文字。如把它与《论语》相比，可见两书有许多神似之处。这正是《论语》受到这个时期文士重视的原因。魏晋之际的王弼有《论语释疑》（已佚），还出现了何晏的《论语集注》。到了东晋元帝时为《论语》置博士，这才开始有了专门研究《论语》的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