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定位及命运

仅作为一种文化的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还必须面对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面对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时，儒家文化必是以一种平等的地位与此两种文化相融合，而无有什么中体西用之论。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士人价值取向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远非昔日传统中国社会，况民族文化之“体”永远是和民族的变迁一起变迁的。如儒家哲学自身之体，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宋明儒学、清代儒学及当代新儒学，其核心概念虽不离仁义礼智信，但中国儒学讲体用不二，各个时代面临问题不同，其用不同，其体虽皆名曰仁义礼智信，其内含也因用之不同而有不同，用不同，则体不同。故一个民族文化之体，是与这个民族的变迁、这个民族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有所变迁的，非有一个恒古不变的民族文化之体，一个民族文化之体必是流转不己而有其自身内在精神的。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体虽有异于其它民族之特质，但民族文化之“体”一直源于这个民族创化之中，这个创化源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与这个民族面临的现实困境。

当今中国的文化之体，源于中国士人再进行一次如孔子般那样的伟大创化，当今中国文化之体的创化必源于中国的精神史，源于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源于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海纳百川。故中国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其只能成为中国文化精神之体的重要来源，而其本身不能构成当今中国民族精神之体。当今的中国民族精神之体需要当今中国士人，以一种海纳百川之胸怀，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立足解决当今中国现实种种问题，笃实力行，在伟大的民族实践中创化出来。儒家文化仅是当今我们进行文化创化的重要精神源泉，而非是当今中华民族文化之体，这是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定位。

其次，我们讨论一下儒家文化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作用。

有二种可能性的方式：

一、如古希腊文化之于当今西方文化

整体的古希腊文化只是一种学术，一种大学象牙塔里的文化。这种象牙塔文化只有少数以此为专业、精研此种文化的专家学者才能对整体的古希腊文化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但古希腊文化的精神与理念却渗透于当今西方文化的主流中，古希腊文化成为西方文化重要的精神源泉。没有古希腊文明为其内在精神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是真正的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无论经历多少次变迁，经历过多少次毁灭与重生，古希腊文明都将成为西方文明重生的重要源泉，这一点已为西方的历史反复证明。

古希腊文明解体后，以理性思辨对终极实体进行把握的古希腊哲学与通过信仰对终极实体把握的犹太教融合产生了基督教。这一融合了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基督教赋予西方文明一崭新的特征：信仰使理性充满了激情，理性又使信仰立足在严密的思辨理性基础之上。信仰与理性在基督教中进行的这一伟大融合，一方面赋予西方信仰与思辨理性以崭新的特点，同时也成就了西方文化信仰与思辨理性融合在一起伟大的智慧。没有古希腊文明就不可能成就西方这一信仰与思辨理性融合在一起伟大的智慧。

二十世纪，对当代西方文化精神产生重要影响的海德格尔，在其巨著《存在与时间》中对“存在”的深刻体验与解释，无不是源于古希腊精神而又是对当时西方精神反思的结果。当时的海德格尔面对一战后西方文明的种种困境，处于这种困境中的海德格尔，一方面不能认同当时技术、商业对人存在根基的抽离，一方面其又处于古希腊文明最源初的、最核心、巨大的创化中。正是在这种古希腊文化的源始的创化中，在对现实因境的反思中，西方文明以海德格尔的方式又获得了一次伟大的复兴。在这种伟大的复兴中，西方文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在及富创造力的古典源头上，审视自己。只有这种在古典源头上审视自己，在人性的源头的完整中审视自己，我们才能对自己现有的文明弊病，进行一次富有原创性的、源头上的纠偏。

在当今西方社会，虽然整体的古希腊文化只是一种学术，一种大学象牙塔里的文化。但古希腊文化的精神与理念却渗透于当今西方文化的主流中，没有古希腊文明为其内在精神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是真正的西方文明。

中国传统文明，自１８４０年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经历１６０年的发展，至今传统文化一是成为大学里象牙塔文化，一是散落在现有流俗文化中。散落在流俗文化中的传统文化，仅仅作为一种做人的技巧、做人的技术而为大众所重视。传统文化的这两种命运皆不足以构成当代中国人精神命脉之所寄，同时传统文化的这两种命运，也使传统文化的精神与理念不能渗透于当今中国文化的主流中。传统文化这一命运使其不能成为当今中国文化重光的重要精神源泉。

故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要成为如古希腊文明之于当代西方文明一样，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其必要有一次源于历史、面对西方、立于中国现实处境的重光。若此，中国的儒家文化才能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

事实上，历史上每一次中华民族精神得到凝聚、得到统一，无不是源于中国儒家文化一次又一次重光，从而使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士人精神生发的主要原动力。

两汉后，北宋前，由于战争、五胡乱华及佛教大昌，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士人精神受到严重的挑战。道家、佛家与儒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各自构成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影响，其中以儒家思想最为式微。当时儒学虽未失去对中国社会之影响，但其对中国社会的组织力量与凝聚力量也一直处于衰微之势。儒学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已不足以构成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统一力量。

直至韩愈大倡“文以载道”，后经北宋三先生之发韧，中经周张二程之努力，终以朱子为集大成者，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地位。儒学以其仁之生生、虚明宽和、周流不息而切于日常人伦，这种极高明而又切于现实的内在品性，重新成中国士人的精神动力与源泉。儒学思想重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之必然，是当时中国士人内在的精神要求。

今日中国虽不必非以儒家文化为中国士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但是今日中国必要有一批具有世界胸怀、具有历史目光、具有深厚儒家学养且又关注现实的士人之努力。不若此，中国当今文化之发展、文化之重建，必是无根之发展、无根之重建，必是一种无历史继承性的浅薄发展与重建，这种文化重建必不能成为中国士人精神命脉之所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