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高举着燃烧的心

今天是一个悲伤的日子。晚上七点零六分，我们敬爱的巴金先生，在医院里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走完了他的百年人生。他和病魔搏斗了很多年，他卧病在床的日子里，我们默默地为他祈福，祝他健康。他顽强的生命力，创造了一个现代奇迹，也延长了一个新文学的时代。

然而巴金是不死的！他的品格，他的生命和精神，像一盏明灯，曾在漫长的岁月中燃烧，在黑暗中，在泥沼中，在冬夜和春日，这盏明灯始终燃烧着，亮着，温暖着无数人的心。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故事和文字，将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永远留下来。

最初认识巴金，是读他的小说。他的《家》、《春》、《秋》，曾经把我带进那些我不熟悉的时代，但却让我感动。在我的少年时代，巴金的名字，几乎就是文学在我心中的象征。读初中时，我曾一个人偷偷跑到上海作家协会门口，站在马路对面傻傻地等着，希望会在门口遇到巴金。第一次看到巴金，却是在电视中。那是“文革”开始后，上海举行一场批判巴金的大会，很罕见地有电视转播。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谩骂声中，巴金孤独在站在台上，我很难忘记他脸上那种愁苦无奈的表情。那时，上海作家协会大门敞开，大字报铺天盖地，我也到上海作家协会的院子里看过大字报。在大字报上，巴金的名字被写得七颠八倒，什么污水都往他身上泼。这些批判和辱骂，在我的心里引不起任何共鸣，因为我读过他的小说，我从他的文字中感受到他的善良和真诚。“文革”十年，再也听不到巴金的消息，看不到他的新作，他的名字和作品若有出现，一定是遭受批判，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我对他的看法。在下乡“插队落户”的岁月中，我曾在一盏飘忽的油灯下读他的《寒夜》和《憩园》，小说中那种凄苦悲凉的氛围使我共鸣，我能感受到他在黑夜中对光明的向往，在苦难中对幸福的憧憬。“文革”的劫难中，巴金和他的作品曾经遭到如此粗暴无理的批判，然而，巴金并没有被消灭，他承受着苦难，孤独着，沉默着，却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文革”结束后，巴金重回文坛，他的《随想录》，撼动了无数人的灵魂。这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凝聚着深挚的真情，凝聚着他一生的智慧，是我们这个时代良心的结晶。少年时代读卢梭的《忏悔录》，曾经震惊，一个作家，能这样袒露自己的灵魂，把那么多难以示人的隐秘呈现于人，这是真实的力量。读巴金的《随想录》，受到的震撼更甚于读卢梭的《忏悔录》。在《随想录》中，巴金用朴素无华的语言，回忆往事，反思历史，他在剖析社会的同时，无情地解剖自己，那种真诚坦白的态度，令人感动，震撼读者的心。读《随想录》，使我对巴金更敬重，更钦佩。他是一个真正做到了“说真话”的作家。

此刻，在我眼前，关于巴金的记忆一幕幕重现……

１９７７年春天，在上海展览馆开文艺座谈会，巴金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会议结束后，我看到他站在广场一角，和他的几个好朋友黄佐临、柯灵、王西彦等兴奋地说话，他白发如雪，脸上洋溢着由衷的欢笑。那天，《文汇报》发表了他的《一封信》，这是他历尽劫难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热爱他的读者为之争相传阅。那天，我在广场上远远地看着巴金，看着他白发下的笑容，看着他离开广场走进人群……多么好啊，巴金又回来了！

在我的记忆中，巴金先生是一个慈祥、温和、亲切的老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和他曾有过的交往。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我把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寄给巴金，希望得到他的指点。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我对他的敬仰，希望他为我题一句话。信发出后，我有点后悔，觉得自己太冒失，不该这样烦扰他老人家。两天后，我收到一封挂号信，信封的落款上写着“巴金”，信封里装着一本《序跋集》，书的扉页上写着两行字：“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我当时的感动，是难以言喻的，他这样认真地对待一个年轻人的要求，一点也没有文豪的架子。他为我题写的这两句话，我一直将它们视为座右铭。这是我第一次和巴金的交往。在这之前，巴金对我来说犹如天上的星辰，虽然灿烂明亮，但遥不可及。看着他赠我的书和题词，我真切地感觉到了他的谦和亲近。这以后，有不少机会看望他，面聆他的教诲。我把我的书送给他，他总是用他的书回赠给我。在我的书架上，除了那本《序跋集》，还有他先后题签赠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随想录》、《说真话的书》。翻开这些书，凝视他写在扉页上的那些笔力苍劲的字，我感觉他离我很近。

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８日，我们上海的一批年轻的作家结伴一起去看望他，同去的有王安忆、王小鹰、赵长天、宗福先、陈村、程乃珊等人。巴金喜欢和年轻人交往，我们坐在他的客厅里，毫无顾忌地谈天说地，他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我们说话，用含笑的眼神注视着每一个说话的人。那天，巴金谈了他写作的状况，谈了他年轻时写作编书的往事。记得有人问：“您为什么不对着录音机讲，请别人为您整理呢？”他笑着回答：“我这个人不喜欢多说话，也不会说话。假如对着一台录音机，我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说：“作家最要紧的是写出作品来，你们一定要多写。”陈村谈他游九寨沟的经历，这是巴金家乡的美景，他听得非常专注。陈村说完，巴金接着说道：“我们中国地方大，还有好多美丽的地方没有被发现呢。”回想起来，他说的都是随意平常的话，就像一个平和亲切的长辈和自己的孩子们交谈，这就是真实的巴金。

此后我曾很多次单独拜访他，面聆他的教诲。他从来没有摆过大文豪的架子，对我这样的年轻后辈，他同样真诚相待。１９９４年除夕，我带着九岁的儿子小凡去看望他，他和小凡说了很多话。小凡读过他的《小狗包弟》，见到在客厅打盹的猫，便问起包弟，巴金对小凡讲了很多关于包弟的事，讲包弟如何以各种可爱的姿态欢迎客人。我知道，在“文革”中死去的包弟，其实也是巴金心里的痛，但对一个未谙世事的孩子，他却不厌其烦地回忆起遥远的往事。那天，儿子为他画了一幅画，画面上，一个老人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漫天雪花，屋后的枯树上，花叶满枝。巴金问小凡，画中的老人是谁，小凡回答他：“这是个小老头，就是你啊，你在迎接春天到来呢！”听小凡的解释，巴金笑得很开心，他对小凡说：“我比你大八十一岁，我很羡慕你。你还可以活很多很多年，可以做很多事情。”而在我儿子的眼里，比他大八十一岁的巴金慈祥温和、可亲可近，是一个可以随便说话的有趣的老爷爷。巴金爱孩子，他懂得孩子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