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灵魂的审判台前──巴金散文《小狗包弟》赏析

在巴金的创作生涯中，３０～４０年代和新时期是两个高峰。３０～４０年代的巴金，主要凭借他的小说创作赢得了广大读者，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以及人类一切黑暗现象的暴露与鞭挞，对光明未来的希望与热切呼唤，这些构成了他的小说的基本主题。进入新时期，年届古稀的老作家仍然疾恶如仇，笔锋直指刚刚逝去的恶梦一样的专制年代，深刻反思这段历史、反思自身及整个民族的弱点，呼唤人性的觉醒与复归。他是这一幕悲喜剧的亲身经历者，甚至有时不自觉的充当着某种角色，因而笔端流露出来的切肤之痛便具有了特别深刻的含义。适应于直接宣泄内心痛苦的需要，巴金选择了更便于袒露自己心迹的文体──散文：他似乎要迫不及待地传达某种情绪、某种感受，而无暇去经营纯粹的技巧了，这正是劫后余生而良知未泯的老作家的可爱与可敬之处。当被虚伪与矫饰蒙蔽双眼达数十年之久的人们再一次面对这样一种赤裸裸坦露自己真性情的文学作品时，他们的灵魂不由得不悚颤、他们的内心不由得不引起巨大的共鸣。可以说，迄今为止，巴金在新时期文坛的地位主要是由散文确立的。从１９７８年起，他开始写作《随想录》，陆续在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到１９８６年９月，巴金以８２岁高龄完成了１５０篇，凡４２万字的五集《随想录》的写作，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含《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影集》等五个集子。《小狗包弟》即选自其中的《探索集》。

这是一篇不难解读的散文，叙述的是作者在“文革”期间无力保护自己家中的小狗免遭劫难的一段恨事。这条唤做“包弟”的小狗干净而乖巧，深得作者一家人和来客的喜爱。但是“文革”来了，它却成了家中的一大包袱，因为它的叫唤可以随时引来抄家的不速之客。目睹邻居被抄家的惨状，“我”终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供科研人员做实验用。小狗包弟从此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但“我”还时常怀着悔意刻骨铭心地想念它。

作者给与读者的不是情节的传奇性、叙述对象的坎坷经历。在那闹剧迭出的荒谬年代，小狗包弟的遭遇可以说是一桩微乎其微的小事。在人都不能成其为人、人都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一条小狗的逝去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但读完这篇文章，读者却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情感冲力：含泪的控诉、严酷的自审。这正是凝聚在小狗包弟命运故事之中的深沉内蕴，是作品真正打动人心所在。

包弟的经历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特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人性的变异及一切美好事物的被摧残、泯灭。文章的开始作家便引用了一则艺术家与狗的故事点明了这一点。当那位艺术家被自己的同类以“莫须有”的罪名整治得死去活来之时，惟一同情他、给他以精神上莫大安慰的却是他喂养的小狗，颇通灵性的小狗忠实于自己的主人，为他悲鸣而死。在这里，人这种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甚至堕落得连禽兽都不如，感情似乎只存在于异类之间，这不能不说是对扭曲人性的时代的含泪嘲讽。文章批判现实的基调一开始便确定了下来。艺术家无法保护自己钟爱的小狗，巴金也同样无法保护自己的包弟。这只在他家呆了七年的小狗已成为他们家庭的重要成员，是全家人精神上的一份小小寄托。但在充满斗争哲学的年代来临之时，可爱的小狗终于失去了存在的位置。人性大沦丧，兽性大泛滥，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毁灭之列，何况一只宠物！通过小狗包弟遭遇的叙述，作者批判了整个荒谬的年代。《随想录》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具有这样强烈的批判意识，或通过怀念故人的遭遇，或通过回忆自己的经历，或通过记写触景生情而想起的一桩旧物。《小狗包弟》则以一只小狗在“文革”中的悲惨命运，从一个侧面完成了批判的主题。

但仅仅如此，并不足以显示本文的价值。对苦难岁月的清理与批判早在“文革”结束就已为伤痕文学等一系列文学作品所开启与承担。《小狗包弟》的最大意义与其说是在批判，还不如说是在反思，具体的说，是对自身的反思，也是对以作者为代表的整个知识阶层的反思。作者的笔调是沉重的，自我解剖是严厉的，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他仿佛站在灵魂的审判台前，拷问自己、鞭挞自己性格中的弱点。作者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他曾经强忍着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虔诚的接受思想改造。在造反派手里的大棒之下，“默默忍受、毫不申辩”；在来自全国各地的串连者面前，态度“顺从而认真”；在学习《语录》和《讲话》时“态度诚恳，身体力行”。在强大的专政机器下，富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成为“逆来顺受”的软弱的臣民，直到运动后期，才终于看清这场历史的大骗局：“当初总以为‘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革命运动，工宣队是派来落实政策的，哪里料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呢？太老实了真不行。”（关于巴金在‘文革’期间的遭遇详见王西彦《炼狱中的圣火──记巴金在“牛棚”和农村“劳动营”》）在新时期，当巴金从历史的废墟中站起来回视那段历史时，除了发现历史的丑陋与黑暗之外，更进一步深刻地认识了自身的弱点：过于听话、过于天真、过于软弱，贪恋生命以至到苟活的地步。这是理性意识与怀疑精神的觉醒，它从“五四”就已发展起来，中断数十年而终于在知识分子身上复苏。深刻的忏悔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新生的开始，而由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作家巴金表达出来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小狗包弟》就是作家一系列“忏悔录”式作品中的一篇。当年像摔掉包袱一样将包弟送上了医院的解剖桌，在自己的心上作者却承受了永远也摔不掉的重负。“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的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这发自肺腑的自谴自责，具有慑人心魄的力量。相对于那些变节者、出卖亲友者、落井下石者、投机取巧者、混水摸鱼者，作者的所作所为实在算不了什么。从表面上看，这种灵魂的拷问已到了苛责的地步，却正指出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民族陷入灾难的原因：民族人格，尤其是作为大众精英与代表的知识分子人格的萎顿与贫弱。作者耿耿于怀，不能原谅自己，这笔“心灵的欠债”使作者的心永远在无边的忏悔中“煎熬”。但惟其如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与新生才有希望，整个民族的振兴才有希望。作者的拳拳之心灼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