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词语访谈录

但是，反对和限制屡屡失败。因为语言的发展不以人的个人主观好恶和意志为转移，某个词语的取舍不可能靠行政命令，而是取决于说这个话的群众的民俗、社会心理、文明程度诸因素的变化。“嗲”字的争论至今已过三分之一个世纪，“嗲”字仍活跃于上海人的口中，而且“嗲”的这个两个义项都载人了1996年出的修订本《现代汉语词典》。

与“嗲”字相似的情况在北京的报上有“盖了帽”和“的士”的争论，曾几何时有人疾呼《人民日报》用了“中国女排盖了帽”，是太不严肃了！然而如今“盖了帽”不也收进《现代汉语词典》了吗？

徐川山：看来，语言的发展确有自身的规律，多数群众喜欢用的词就有生命力。那么，你能不能谈谈，在词语语义的变化方面，有些什么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呢？

钱乃荣：词语在社会中的运动、存亡，往往是难以预料的。词语在使用中产生的词义扩大、词义缩小、褒贬转移都是常见的现象。比如“勾当”一词，在明清时代是中性词，《儒林外史》中有“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现在变成贬义词：“不可告人的勾当”。贬义词变褒义的也有，如“下海”，原指去做舞女妓女，现在用作改变职业去经商；“跳槽”，原指牲口到别的槽头吃食，现在离开原职自己改变职业的青年当然不是猪或马。上海现今全民通用的很生动的一些惯用语如“讲斤头”、“别苗头”、“避风头”、“戳壁脚”、“照排头”，都见之于１９２４年版《切口大词典》中的原“流氓、瘪三”用语。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某个阶层造的词语可能会被其他阶层接受使用，有些原来在某专业、某行业小范围内流行的词语也可以扩大使用范围，如“腐蚀”原用于化学，现在能说“腐蚀青少年”，“验收广播操”、“打浦东牌”等也是这种现象。“嗲”这个词有人认为来自洋泾浜语“dear”，它的读音在上海话和普通话里原来都没有音韵地位的，就特为它增加了一个音节。日语为了大量引进外来语，还特地增加了原来“五十音图”上没有的辅音“Ｖ”。由此可见，语言的结构也可以随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变化的。

徐川山：那么，汉语原来就很丰富，人们为什么非得要用这些新词语呢？

钱乃荣：新词新语之所以能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就是人们为了直接表现时尚和民俗的需要。只要看看上海发展的历史便可知道。上海开埠后由于思想的活跃，风格的领异标新，诞生了很多有海派特色的新词语，像“洋盘’、“阿木林（amoron）”、“开荷兰水（倒喝彩）”、“吃外国火腿（被洋人足踢）”、“卖野人头”、“毛脚女婿”、“红头阿三”、“一脚踢到十六铺”等等。还有像“毕的生司（empty cents，身无分文）”、“吞头势（tendence，倾向、模样）”等来自洋泾浜英语的词语。在本世纪初，简直是出一个新事物，上海人就造它一个新名词，如：马路、洋房、书局、报馆、影戏院、卡车、三轮车、足球、高尔夫球、俱乐部、博物馆、幼稚园、自来水、雪花膏、橡皮筋、拍纸簿等等。

开放和创新使当代汉语更丰富

徐川山：面对这些新词，你认为如何看待“创新”和“规范”之间的关系？

钱乃荣：对新出现的语言现象，我认为，我们应取的态度是“宽容”。“规范”主要是针对旧词语来说的，因为旧词已为人们长期约定俗成，具有明确的含义和形式，我们在使用中理应要求严格一些，用错得改，不能胡来。对于新词语，我们应采取宽容态度，在一段时期内不加太多限制，群众用开了，说明它自有其生命力，则我们应予以追认，积极地编入新词典，加以推广。我们对新词语要抱有积极欢迎的态度，我们应承认语言在规范和不规范之间还有一个很开阔活跃的中间地带，必须由时间来考验，由群众来约定俗成，不要过早地宣布某种形式不规范，过去被有些人定为不规范的词语用的人多了，也都成了通用词，这种情况不少。比如我在主编新的《现代汉语》教材的时候，在写“略语”一节中原有一段“不要滥用简称”的话，举的例就是说用“人流”简称“人工流产”，会与“人流涌向广场”的“人流”相混，但是后来编委讨论时一致决定划去这段话，理由是这段话与语言约定俗成的发展原则相矛盾。又如“恢复疲劳”、“打扫卫生”新出来时有人说不规范，只能说“消除疲劳”、“恢复精神”、“保持卫生”，但是“恢复疲劳”、“打扫卫生”可以解释为动词带原因宾语，为什么能说“灭火”、“救人”又能说“救火”呢，“救火”也是原因宾语，用习惯了就没有人对它非议。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说有“考高中、考大学”，不应说“考研究生”应是“考研究生院”，其实“考研究生院”是带处所宾语，“考研究生”是带目的宾语。“保持卫生”是受事宾语，那么“打扫卫生”便是目的宾语了，都可以解释。新词语“打破大锅饭”刚出来时有人说“饭”怎能“打破”呢，现在不是大家都那么说了么？其实这种用法和“打碎一瓶酒”一样，动补“打碎”的语义指向定语“瓶”。有人说上海话“不要忒高兴噢”不合语法，其实它和古汉语的“不亦乐乎”在结构和表义上都是相似的。多数人已接受的词语，往往会流传下去，我们的新闻媒体也可以斟酌采用，以及时反映我们的新生活的丰富多彩性。我们语言学工作者的工作应该积极对新语言现象予以解释和追认，进行研究，这样，语言学理论也会因此得以发展。

徐川山：钱教授的思想还是很前卫的。据你看，要使当代汉语更丰富，还需澄清哪些理论或认识问题？

钱乃荣：语言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它的社会性，语言是全社会人员在一起使用中“约定俗成”的，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我们要树立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语言观，即语言的变化是绝对的，语言的规范工作应是积极引导而非被动限定的一种社会服务。语言中的词汇有时会有长足的发展，由于西方大量的新概念的输入，日语曾积极及时地用片假名直译过大量的文化科技外来语，这对日本近代现代的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的飞速发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轻看吸收新词对现代化建设和生活的积极社会意义。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集合，世界上凡是开放性的东西都不可能完全标准化。语言的规则并不是自然规则，自然规则只有“奇迹”才能突破，而语言规则却是人人经常都在违背，所以我们有一门科学叫语用学。面对改革开放的新事物新概念新气象，当代汉语应迎头赶上，积极吸收群众中有生命力的新词新语，及时反映我们的新生活新热点。我们的语言学家不但要观察、追踪、收集、整理新词语，还可以作预测词汇发展新趋势的工作。我们应该改变那种狭隘保守的心态，不要盲目地不自量力地站在新词新语的面前指手画脚。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个民族要有文化前途，主要靠创新，在你的积累中没有创新，这个民族就会走向衰老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