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词语访谈录

经济文化生活的空前活跃催生出许多新词语。面对这些多姿多彩、斑驳陆离的新词新语，有的人主张无保留地接受和创新，有的人主张必须限制和规范。在街头巷尾、新闻传媒，有的人说能用，有的人说不。这是个敏感的话题。

上海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钱乃荣教授是有名的语言学专家，对怎样来看待新时期里语言的“规范”和“创新”有自己的观点。听听专家的意见，或许对我们加深对新词语的认识有所帮助。

徐川山：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新词新语，钱教授，请你先谈谈当前出现的新词语有哪些特点好吗？

钱乃荣：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群众的语言生活也出现了空前的活跃的新局面，新词新语层出不穷，比如“大款、空嫂、休闲、创收、爆棚、克隆、搞定、爽、酷、大放盘、发烧友、追星族、因特网”等等，有的外来新事物有了意译名词后，又产生音译词和它并用，如“再见”和“拜哎拜哎”，“出租汽车”和“的士”，有的后起的音译词反而取胜，如用“的士”后又产生“面的、摩的、残的、打的”等派行的新词。由于新事物的大量涌现，许多旧词也延伸了新的含义，如“工程”这个词词义扩大，构成词组有“智力工程”、“希望工程”、“扶贫工程”、“菜篮子工程”、“送温暖工程”、“凝聚力工程”等。我国本来就是一个有多元文化形成的统一国家，有不少生动的方言、社区词也纷纷进入普通话，表现了浓厚的地方风味和多方位的生活情趣。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种更为开放的、英文字母直接介入构词的新形式也出现并使用开了，如“Ｔ恤”、“E－mail”、“windows”、“ＦＡＸ”、“ＫＴＶ”、“ＶＣＤ”，日语的词语也在引进，如“新登场”、“消火栓”、“写真集”等等。此外，还有不少从外文直译的新品牌名称出现。

社会越开放，新词越活跃

徐川山：现在涌现的新词里，外来词特别多，从粤语中流传出来的词也有不少。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现象呢？

钱乃荣：语言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象征，一定时期的新词、新流行语是一定时期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新词新语的大量涌现总是发生在社会最开放的时期。比如我国外来词吸收的高潮第一波是佛教传入的魏晋隋唐，“塔、菩萨、因缘、现在、世界”都是当时借入的外来词；第二波是明代万历年代天主教传入时期，输入的新词有“耶稣、礼拜、几何、勾股”等等；第三波是鸦片战争以后、五四前后。现在我国又面临新的一波外来语吸收和新词创造的高潮。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必须互相交流才能发展的世界，善于迅速吸收外来新事物新名词是我们民族强大、好学和富有生机的表现。新词新语多数来自权威性较高的地方比如经济发达的地区，前个时期从香港，从粤语中流传开来不少词语：“的士”、“火爆”、“看好”、“爆满”、“生猛”、“炒鱿鱼”等。上海曾经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上海文化面向海外，善于吸收，中西融合，上海话对新词新语也非常宽容，对于应接不暇的外来事物，直用其音称呼最为方便。第三波的大量“外来词”大多先在上海话中形成并流行，“沙发、咖啡、加伦、色拉、茄克、啤酒、派力司、麦克风、马赛克、伏尔加”等都是通过上海语音来音译的，比如“沙发（sofa）”，上海读“沙”为“so”，与原音相同，后来吸收进入普通话则读成“sha”了。直接从字面上引自日语的外来词也很多，如“社会、资本、共产、特权、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还有许多很有特色的上海语语词，如“尴尬”、“名堂”、“陌生”、“蹩脚”、“瘪三”、“拆烂污”等等，都通过在上海的文人由报刊杂志带进了共同语普通话。从当年上海话的突出贡献，到现在粤语的风光一时，道理是一样的。

新词语有强大的生命力

徐川山：对于大家使用新词语，有些人很不以为然。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语言混乱现象，在当前特别要呼吁语言的规范。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呢？

钱乃荣：在当代改革开放的新浪潮面前，我们有些上海人对新词语的大度和从容远远不如他们的前辈。一有新的流行语出来，他便会本能地站在其对面反对，美其名曰“语言规范”。

众所周知，语言发展便能丰富，而且，任何社会上的语言创新、文体变革，都是以人们暂时不习惯的变化体代替已经习以为常的正体。比如说前一阶段人对大商场使用“广场”一词感到很不习惯。其实这个词词义扩用在香港已有好长时间了，它出自于英语plaza，而英语这个词本也是自西班牙来的外来语。他们都吸收使用得很习惯，而我们有的人刚接触一个新义就要反对，说他理解的“广场”就是“人民广场”的“广场”。但是他不会去反对同样是本义引申使用的、有的商店等用“轩”、“阁”、“斋”或“饭店”等名，难道“沉香阁”是在楼里设佛殿，“国际饭店”每间房间都是吃饭用的吗？就因为这些是旧有的词语，他们看惯了。

徐川山：确实是有一个从不习惯到习惯的问题，大概这就是语言“约定俗成”原则吧。你能不能举些例子说说在接受新词语问题上，一般有些什么认识障碍呢？

钱乃荣：对于新生的词语，到现在我们有些人还颇习惯于采用大批判的思维模式，对某词进行道德评判。比如“淘浆糊”一词语，现在在上海很流行，实际上这个词语折射了现时社会上的一种风气。诸如“敷衍塞责、蒙混过关，做事马虎，搅合一气，滥竽充数，凑热闹、胡说一气，拆烂污，混日子”都是“淘浆糊”现象。有人在某刊上发表文章捕风捉影地去找出“淘浆糊”一词的出身，据说在旧社会是在茶室里猥亵女人时用过的，于是给它贴上一个“坏词语”的标签，以为可以判它死刑了。不过上海人并不买账，还是喜欢流行这个词。记得６０年代初在能不能用“嗲”这个词上，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嗲”字有两个义项：一个义项有人说是“故作忸怩之态，娇滴滴”，有人却说是上海人对女性魅力的一种综合形容和评价，它包含了女性的娇媚、温柔、姿色、情趣、谈吐、出身、学历、技艺等复杂的内容，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后来“嗲”又有了一个引申义，表示“好，精彩，够味”。争论是在后一义项上，当时的正派文章就是要置“嗲”字致死地的。他们采用的是人们熟悉的大批判的模式，对“嗲”字像对人一样进行审判。一是用“查三代”法，专往坏处去查，据说“嗲”最初见自“解放前的黄色小报”，因此出身不好；二是用深挖坏分子的方法，咬定它是“一小圈子人里”的“行话”，出自“小流氓之口”；三是用无限上纲上线法定罪，宣判流传此字会“使它的孪生弟兄猖獗起来”，“破坏祖国语言纯洁”，造成“青少年词汇贫乏”和“满口黑话”……。一个“嗲”字竟这么可怕，如此不容于世，“嗲”所代表的人性和海派活力自然要受压抑。到 ６０年代末，不仅曾经充满活力的上海话趋于萎缩，就连普通话也“规范”得成“党八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