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鸿门宴》备课札记

刘邦与项羽争雄华夏的性质

在秦失其政、陈涉首难之后，逐鹿中原、争雄华夏者，虽然确如司马迁所言，是“豪杰蜂起，不可胜数”（《项羽本纪赞》），但真正举足轻重，足以引人注目于当代，发人深思于后世者，还是只有刘邦与项羽之间所展开的长达五年之久的角逐。

刘邦和项羽，这两人所代表的两大政治集团，虽然从总体上看，都属于农民起义队伍，都为推翻秦王朝的暴政统治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就其首脑集团的组成、政治口号和行动纲领来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现出各自鲜明的个性。读《鸿门宴》不可不细味太史公为了“述往事，思来者”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的良苦用心。全面理解刘、项之间的明显差异，对于我们深刻领悟《鸿门宴》所叙兴坏之事，所存成败之理，则显得尤其重要。

撮要而言，在项羽一方，乃是以六国遗民为骨干。项氏家族，即因“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项羽祖父项燕即楚国名将，“为秦将王翦所戳者也”。项羽随叔父项梁起事后，项梁即用范增计，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言为“从民所望”，实即以名门贵族之后为号召。虽能成功地利用六国贵族不甘心事秦的复仇心理，有助于壮大反秦的力量，但毕竟是置黎民百姓之“苦秦苛法”于度外，难免有“沽名钓誉”之嫌。他们的斗争多以亡秦复国、雪秦灭六国之耻为目的，带有明显的复仇的性质。在斗争方式上，则一味以“力征”取胜，以致“所过之处，无不残灭”，往往令饱受秦朝苛政之苦的黎民百姓大失所望。

在刘邦这一方，包括刘邦在内的主要执事者，如：以屠狗为事的樊哙，为沛狱掾的曹参，为沛主吏的肖何，等等，均系“出身细微”，也不曾投靠名门贵族之后。所以，在刘邦斩白蛇起义前后，不得不一方面直接以迁徙之徒、奴隶之民为依托，另一方面又多方借助于“天意”，以“诸珍怪当贵”（《高祖本纪》）的奇异传闻，大造了“王权下移”的舆论，乃是“王迹之兴，起于闾巷”（《秦楚之际月表》），属于比较“本色”的农民起义军。其斗争的目标，则直接以为“天下苦秦久矣”的父老解危为宗旨。斗争方式则多以宽厚仁爱之风，给百姓吏民以抚慰，其“从民所望”之情，不仅见诸行动，而且恩及庶民，从而收到了以政治斗争推动军事斗争之实效，往往能够事半而功倍。

单就刘邦与项羽二人的思想性格来说，差异也很明显。据《项羽本纪》载，在汉四年的成皋战役中，当两军对垒、相持未下时，项羽急欲挑战，曾在壁上对刘邦发话：“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苦天下之民父母为也。”刘邦却笑而答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这段对话，堪称司马迁概括刘项角逐特点的“点睛”之笔：一个是以“斗力”见长，一个则以“斗智”取胜。这种思想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两个人物走向了不同的结局：热衷于斗力者，“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一味地“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最后是兵败垓下还叹“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是至死不悟；擅长于斗智者，因为善于广罗贤士名将、相时而动，不断地壮大了自己的实力，终于“居马上”而得了天下，又采纳儒生陆贾的建议，以“文武并用，长久之术”（《陆贾列传》）而治理了天下。

从上述史实看来，刘邦与项羽之争，就其实质来说，乃是六国贵族的复仇复国势力与那“起义于闾里”的农民势力，争夺反秦战争胜利成果的斗争。虽然“起于闾里”的刘邦后来取胜，他所建立的“天下”，仍然只是以刘氏为中心的“家天下”，表现出历史的和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但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刘氏既能继秦之后，“履至尊而制六合”，又能承秦制而改其政，终于“拨乱世反之正”，实属历史的进步。项羽集团的雪耻复国，“分裂天下而封王侯”为己任，怎能与刘邦所完成的一统天下的伟业相提并论！

司马迁在他为刘、项二人所作《本纪》的赞语中，一则斥其“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一则赞其“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乃是由于“承蔽（指周秦之际的“文”蔽）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此虽为“一家之言”亦无愧为金石之论！有人把刘、项两大政治集团说成“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高中语文教材新探》）第二册二二五页，北师大出版），实为有违于史实，于理不妥之论。

诸将莫利先入关

鸿门宴的斗争，发生于汉元年十二月中，即公元前二Ｏ六年。据《高祖本纪》载，在此前一年，即公元前二Ｏ七年，由于陈涉、吴广为首的各路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础，其崩溃之势已成，但秦兵尚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值此紧要关头，楚怀王一方面派遣项羽以“次将”身份随宋义等“北救赵”，而令刘邦“西略地入关”，另一方面又公开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由于项羽被遣北救赵，刘邦奉命西入关，直接关系着“王关中”的重大权力之争，刘邦自是欣然而往，项羽却以“怨秦破项梁军”为由，不愿接受“北救赵”的军令，争着“愿与沛公西入关”，但怀王与诸将未允。因为怀王与诸将认为：“项羽为人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于是，刘邦以其“素宽大，（乃）长者”而深孚众望，被遣“西入关”。因此，遣谁入关之争，已成为刘、项于鸿门相争的前奏，也决定了鸿门相争的焦点，乃是“如约”与“负约”之争。而遣谁入关之争，却是以刘胜项败而了结的。由此可见，在刘邦入关破咸阳以前，民心向背已于项羽十分不利。

及至汉元年十月，刘邦入关破咸阳之后，本可依约而“王关中”但他自知势单力薄，羽翼未丰，且项羽兵多将广，本有争王关中之志而未酬，必不肯善罢甘休。所以，在入咸阳之后，他又听从了樊哙和张良等人的建议，籍吏民，封府库，而后还军霸上。在霸上，刘邦又召集诸县父老豪杰，一方面当众宣布，根据怀王与诸将之约，“吾当王关中”，“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另一方面，又晓谕父老：“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随之以“约法三章”等一系列安抚吏民的措施，使得“苦秦久矣”的关中吏民，无不“益喜，惟恐沛公不为秦王”。至此，刘邦不独完成了“入关破咸阳”的首功，获得了“王关中”的主动权，还及时完成了安定关中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为“诸侯至而定约束”作好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