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解析

下面是文章的第三大段，也是最后一段。总的看，是属于鸿门宴收场结束阶段。当前的矛盾高潮，虽然宣告结束，但在实质上，尖锐的矛盾仍然存在。不过表现形式有了进一步的变化而已。所以这一宴会场面的收场情况是十分尴尬十分不安与不谐调的。

本段分以下四节：

１、刘邦脱席与张、樊计议；

２、刘邦遁归；

３、张良入谢项羽，项方内部愈加分裂；

４、刘邦杀曹无伤，根除内部隐患。

第一节，刘邦乘势逃席，本意就想逃归。但他却假惺惺地说：“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直等樊哙说出“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替他解嘲的话来，他才“于是遂去”。他把带来的厚礼留给张良，以便进一步麻痹项羽。他明知足以致他死命的不仅是项羽，更主要的对手还在范增。当张良问他“来何操”时，他说：“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这个“会其怒”的“其”，自然是说的范增，而不会是项羽。可见他在酒席中间，是如何惴惴不安、如坐针毡，并且总在用眼睛溜着范增神色。假如范增颜色稍有宽假，他便早会卑躬折节地把这两份成双成对的表示约邀“和好”的珍贵礼品，堂而皇之奉献给“项王”与“亚父”。现在，他把这宗重要事情，付托足智多谋的张良，自然是很合适。但他还不免要叮嘱一番，以便提高张良的警惕。最可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这里明白写出对他自家部属的张良的称呼，也从先前的“君”忽而变为现在的“公”了！说明刘邦如何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在手段上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狡诈人物！这里的“白璧”“玉斗”，自然是掳掠而来，证明前面范增的“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的说法是铁的事实。

在本节中，项羽虽曾叫陈平召唤过刘邦，但也不能说明他是存有什么足够的戒备心理。

第二节，写刘邦正式逃遁。他狼狈周章地扔掉车马，和樊哙等四员心腹将领，走僻路抄近道，急急逃回自己的营垒。临行时，还没忘掉告诉张良“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其恐惧不安的一副嘴脸，真是呼之欲出。

第三节，写张良入谢，向项羽、范增献礼。张良的措辞，极为婉惬得体，项羽在听到刘邦逃走的消息时，也没什么明显表现，相反地还“受壁，置之坐下”。范增则大不同。这种场面，无异于在说明他的几次老辣机谋，都归破产；面前摆着的虽然是一双玉斗，但是在这样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看来，实在等于一宗难于忍受的嘲笑和讽刺。所以在受了玉斗之后，不但不置之坐上，相反地却置之地下；不但不稍加把玩审视，他还“拔剑撞而破之”。并且在项羽面前，公然斥骂：“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然而这种万丈无名怒火，毕竟已烧不着刘邦一根毫毛；相反地，却不过落得在张良面前，完全暴露自己内部的严重分歧和加深项羽这个喜虚荣爱逢迎的君主的厌憎。范增这个悲剧色彩也同样十分浓厚的政治家，他的所以招致失败，固然与项羽的戆直粗疏有关；也和他自身的刚愎自用好动肝火，不能针对项羽的具体为人，进行说服工作分不开。后来当项羽受汉反间，他大怒走开，最后落个“疽发背死”的悲惨结局，也是有其必然性的了！

最后一节，说明刘邦回到军中，立刻杀掉密告他的曹无伤，剪除了内部的隐患；加强了内部团结。这和项羽一方的变化动态，适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所以说，鸿门宴一幕斗争，预兆着刘项两方未来的成败利钝的前途；标志着秦末农民起义历史的重要转折；刘项两大势力的急遽变化的重要关键，是十分符合实际的。当然，在刘项两方的所以成功与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探讨上，那还有待另论。

《鸿门宴》的各节内容和人物，大略如此。

三

《鸿门宴》一文的思想意义，大致可分如下四点来说明。

通过项羽的行动，可以充分证明此点。项羽当年倔起江东，领导农民起义队伍，扫平各地动乱。“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这是当他行为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灭除暴秦政权愿望时，他受到了群众的拥护之故。因为如此，他的举措行为，也便能符合客观要求，能以透过形式看到本质，而处处取得主动，最后获得成功。而当他“胜利”“成功”之后，便妄自尊大，倒行逆施，“分裂天下，而封王侯。”他几乎是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被一片歌颂、崇拜、畏服的声音所淹没，蔽塞了他应有的理智与聪明。更因为到处屠城杀戮，他就迅速地丧失了群众的拥戴。在行动举措上，也是处处用主观臆断客观，变得十分被动而愚蠢。

用《鸿门宴》上的项羽形象，来印证此点，就更为鲜明。由于项羽的“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他竟然为刘邦的一套卑词厚币所欺哄，轻轻放走了自己送上门来的强大的敌人。他经不起纷至沓来的谄言和谀语，不但容忍自己营垒内部的资敌臣僚，也不听信忠诚而有远见的策谋劝告；甚至“率直”到把敌方为自己递送情报的人随口供出。刘邦对他所讲的话和刘邦的行为，本来有许多矛盾和漏洞可以察寻，但他却完全漠视了这些。用自己的双手给自己埋下难于挽救的败亡种子。

第二点，本文说明了不自觉的资敌行为是最为可怕也最为可恨的。

项羽集团的项伯，可以作为最好的说明。他的一系列资敌行为，基本上都是处于不自觉状态。但从其影响来看，应该说是存在内部的可怕的利敌现象。因为它分明起到削弱和分裂自己营垒并且切实帮助了敌人的严重作用。项伯凡事从封建贵族道德观念出发，以致弄得不识真正的大体。客观上协助了敌人，还不自觉。敌人用各种手段利用了自己，不但不觉察，还自以为处事深合“义”“礼”。这种人的思想行动最可怕。因为不只他自己不识是非，别人也往往受其左右而不以为怪，因之堕坏大事。

第三点，本文说明，凡事必须依靠多数人，和衷共济，步调整齐，才能成功。

刘邦之所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原因是在于他善于用人，处处依靠周围的臣僚。上下团结一致、步调划一，互相辅助、互相支援，形成一个坚强的集体力量；相反地，在项羽方面，本来事情的成功象探囊取物一样的容易，但是项羽却师心自用不纳善言。以致在如此严重的关头，扮演了颟顸失败的可悲角色，刘邦后来批判他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说到自己成功的原因，他认为张良、萧何、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也在说明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