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导读之《呐喊》》

鲁迅一向关注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命运。在《呐喊》中，农村题材和下层劳动人民的题材的小说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农民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主要社会成员，其他劳动群众，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或与农村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农民和劳动群众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意识状况如何，无论在量上还是质的规定性上，都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

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鲁迅对他从小就熟悉和同情的农民及其他城乡劳动人民的态度是真诚的、严肃的。他深知他们身上的一切优秀品质，也洞察他们的弱点与病态，更理解造成他们精神＿L病弱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为了中国的前途和民族的振兴，鲁迅以其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将涤除积淀于他们身心深层的病态的污垢，揭露造成劳动群众愚弱的根源，作为自己创作的基本任务之一。在这方面，《药》和《阿Q正传》两篇小说是有代表性的。

这是一组各有独立主题的小说，但从整体来看，无论在题材、人物形象的典型内涵，作品的思想倾向和审美倾向之间，都有着内在的联系，都反映着作者以下两个共同的创作意图：一是把中国农民放在中国农村社会各种现实关系（经济、政治、文化心理和意识结构等）中加以再现，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从而展现了一个未经彻底的革命变革和社会震荡的封建半封建农村的落后和闭塞的典型环境；二是着力于塑造在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中生存、挣扎的中国农民的典型性格，把解剖中国农民灵魂和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联系起来，从而通过对农民性格中的愚弱、麻木和落后的批判，导向对造成这种性格的社会根源的揭露和批判，把审美性格的塑造同社会改造的理性批判完美地结合起来。

鲁迅的上述创作意图以及在创作过程中的具体实践，使他的农村题材小说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审美效果的持久性和再创造性方面，远远超过了五四时期同类作家和他们的同类题材作品。

《药》写作于1919年，背景是l907年前后（即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中国江南某小镇。主干题材是对一个用人血馒头“治病”的生活素材改造和加工，使之成为性格塑造和主题发掘的核心细节和典型事件。即通过清末革命者夏瑜惨遭杀害，而他的鲜血却被愚昧的劳动群众“买”去治病的故事，真实地显示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反清的民族革命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不彻底）以及这一革命的软弱性和悲剧性--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也不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华老栓的无知、迷信，既是落后、愚昧的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必然原因之一。作品以明暗双轨并行为情节线索，以人血馒头为结合点，把夏瑜的悲剧和华小栓的悲剧联系起来；二者互相对照，互为因果，最终以华、夏两家坟场相会，将并行发展的情节线索衍化为"双轨交叉"的"终止结构"（开端的开放性与结局的闭合性）深化了小说主题的内涵，形象地揭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唤醒群众的历史性弱点：它不过是一个没有“根”的“花环”。

《风波》写于1920年11月，背景是1917年张勋复辟时期江南一个偏僻的农村。小说通过发生在临河土场上的一场因“皇帝又要坐龙庭”而引起的“复辟”与“剪辫”风波，揭露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停滞、落后和农民的贫困、愚昧与精神麻木。如果说，辛亥革命前夜，华老栓父子对夏瑜的鲜血的亵渎，是出于愚昧而对革命者流血牺牲的冷漠无知，也是革命本身脱离群众的致命弱点的暴露；那么，10年以后，七斤一家在赵七爷的“没有辨子，该当何罪”的威慑下所流露的惶恐、昏乱与茫然，则是从更深刻的历史层次上揭露了在辛亥革命六七年后，农民与旧民主主义革命仍然是互不相干的两股岔道，两者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轨道上还是没有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一致性。显然，"憎不僧道不道"并不仅仅是对于失去辫子的七斤的调侃，而是作者对于辛亥革命只是"剪辫子革命"的深刻嘲讽。因为在封建卫道者看来，剪辫，就是死罪。小说结尾处，七斤的杀头危机总算因张勋复辟的失败而成为过去，临河土场上又很快地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切如旧。而在这几乎凝滞的生活背景中，唯一动态的情节是六斤仍和她祖母一样，裹起了小脚，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性格标志的小脚，似乎成了限于有生气的点缀！中国社会的旧基础并没被摧毁，由这个旧基础培育出来并维护这个旧基础的封建意识形态和落后愚昧的精神并没有被消灭。作品以“风波”命名，富有深刻的、象征性寓意：封建复辟之“风”，所以能在僻远的农村引起相应之“波”，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复辟的社会基础和最广大的农民文化心理基础是这个“波”的内部原因。小说以其严峻的批判性和讽刺性，无声地启示读者：这样的中国，这样的农民，中国是多么需要一场能够从根本上荡涤一切封建污泥浊水的革命风暴啊！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药》、《风波》是沿着同一思路进行构思和开掘的，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背景上，解剖社会底层群众思想意识上和文化心理上的落后面。在鲁迅小说的创作史上，可视为是《阿Q正传》的创作准备，后者则是在更深广的意义上，概括了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也在更大的背景中和更深的层次上集中揭示厂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从而尖锐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前途问题。

《阿 Q正传》写于 1921年

12月，这是鲁迅小说中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形象最完整的唯一的一个中篇，共九章。它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一辛亥革命的爆发为背景；以阿Q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行状"为主线，展开了比较复杂的情节；以造成阿Q悲剧命运的内外因素为叙述和描写的重点内容，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阿Q式革命”的必然结局--“大团圆”。

鲁迅为什么要写作《阿

Q正传》？首先，这一小说的酝酿和构思，是鲁迅长期以来关心和探讨改造中国"国民性"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他对中国"国民性"长期考察的艺术总结。他在谈到《阿Q正传》的创作动机时说过：“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在1933年的《再谈保留》一文中再次强调自己写作的意图“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阿Q是“国民弱点”的化身。其次，小说的构思也和鲁迅长期认真地思考中国民主革命的成败得失，执着地探究中国社会改造的前途，总结近代中国革命（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相联系的。他在结束辛亥革命以来的沉默后拿起笔来创作，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阿Q正传》正是在这个总目标昭示之下，将上述两方面的构思和意图统一起来，使作品无论在时代性和历史意识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性格典型化的普遍性和恒久性上，都达到了他自己创作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使阿Q性格获得了世界文学典型的水平。

鲁迅怎样在作品中将上述两种意图统一起来的呢？主要是通过静止的叙述和动态的描写方式，在凝滞静止的背景和充满风暴和斗争的背景相结合的审美情势中进行的。小说的前三章主要写辛亥革命前夜的未庄。这个闭塞落后的农村长期以来为他主豪绅赵、钱两大家所把持，这个闭塞停滞“王国”就是整个封建中国的缩影。一切都按“从未如此”的“老例”生活着，生生死死，循环往复。在这僵化了的社会模式中，阿Q式的麻木、卑怯、自我胜利等等心理机制几乎是唯一的生存方式，整个未在“社会”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丝毫没有波澜和动荡，更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在这样的背景中，作者充分展示了（通过若干个别“事件”加以雕琢）阿Q的"精神胜利法"。从第四章开始，先是描写他的“恋爱悲剧”，继而引出了“生计问题”，寻找出路，终于在“从中兴到本路”的过程中，根据阿Q本人的可能和在社会可能“允许”的程度内，在动态的冲突中描写了他的性格。但是，冲突仍仅仅局限在'“生活小事”的限度内，仍然还没有超越原先那个凝固和死水一潭的世界。从第七章起，矛盾开始在一个新的社会大变动（相对于先前的凝滞而言）的背景上展开冲突，情节急剧发展，形成了小说的高潮和结局：当“革命”的风声传到宋任后，赵、钱两家和阿Q等人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动向。小说一方面写理应是革命的敌人的人，从害怕革命、摇身一变而投机革命，到垄断革命和镇压阿Q的过程，揭露辛亥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变革流产于封建革命旧势力复辟的社会原因；另一方面则着重于揭示和批判阿Q式的革命要求和至死不觉悟的"大团圆"下场，揭穿了辛亥革命所以流产于反动复辟的社会意识、民族精神和社会心理的深层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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