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导读之《呐喊》》

《呐喊》导读

作者：鲁迅

《呐喊》是鲁迅早期小说创作的一个结集、《呐喊》中共收小说 14篇，作于

1918--1922年间，本世纪最初25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是一个充满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时代的一切命题都归结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统治，以及最终结束封建势力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统治地位。因此。反帝反封建就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也是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

《呐喊》中所展示的是一幅从辛亥革命前到对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灰色图景：这是一个风雨如磐的中国，是一个从愚昧和落后的重压下挣扎向前的中国，也是一个需要经过“涅磐”然后才能新生与腾飞的中国。在这14篇小说中，没有叱诧风云的英雄人物，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冲突，它们既没有展现瑰丽壮阔的时代风貌，也没有用豪言壮语明白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可是，在种种习见惯闻的凡人小事背后（从“狂人”的“狂言”到“阿Q”的“示众”），人们同样能够感受到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时代问题，在一个个看似无意插入的细节中（孔乙己的长衫、假洋鬼子的“银桃子”、赵七爷的“辫子”）同样能捕捉到社会大变动的信息。但这并不是说，在《呐喊》中没有“重大”题材。题材是否“重大”，不在于题材是否属重大的社会事件，而是取决于为时代的中心问题所规定的现实矛盾，是否能通过型的生活图景和典型的社会性格得到深刻的揭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呐喊》所集中描写的三类题材--封建势力及其卫道者的罪恶、愚弱的"国民性"的深重负担、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反抗和悲剧命运--都是时代的重大题材。因为它们以独特的方式，从社会结构的三个重要层面--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曲折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某些本质方面，而这些本质的审美力度和魅力又都集中体现在对各类人物性格的艺术再现中。

封建势力是旧中国走向新生的最主要的敌入。以全民族的解放和“精神界的战士”的涌现作为最高审美理想的鲁迅，从一开始就把阻碍自己这一理想实现的封建势力作为揭露和鞭挞的重点对象。《呐喊》中，封建势力是一个整合性和渗透性极其强大的统治力量。它不仅个性化为《狂人日记》中的封建家长典型的“大哥”、《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等等，而且是作为一种统治意识和传统势力，渗透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心理定势、习俗惯例、伦理道德观念、是非标准和价值尺度等等深层精神之中，成为一股无名无姓，无影无踪，而又随时可见，到处以其无形之网笼罩在全民族之上的超自然力量，这是导致辛亥革命流产的重要原因之一。鲁迅以其亲身的经历与感受--辛亥革命前的兴奋，辛亥革命中的惶惑，辛亥革命后的失望、愤慨，以其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现状的明察秋毫和对中国民族瘤疾的深切理解，牢牢地抓住了这根套在中国脖子上、使其沉沦于苦难深渊之中的封建绳索和由它编织成的笼罩在中华民族之上的那张封建巨网，并以强大的审美力量，将它们无情地撕破、毁坏。在这方面，作为中国新文学诞生的第一声呐喊的《狂人日记》是最深刻最有力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狂人日记》是鲁迅也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发表于1918年5月的《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上，第一次用了"鲁迅"这个署名，后收入小说集《呐喊》。这篇直接受了果戈理同名小说启发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比果戈理更为深广的忧愤，批判锋芒直接指向封建的家族制度和旧礼教，是一篇现实主义杰作。

“狂人”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他活动和思考的全部生活环境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的、以封建宗法制度和旧礼教为其基础的现实环境；"狂人"对周围环境的反应和分析，他的全部逻辑，所有猜疑和妄想，都是一个典型“迫害狂”患者的真实状态。鲁迅正是借了这个疯子形象，喊出了具有强烈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心声：“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彻底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小说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巨大强烈反响。

《狂人日记》是从整体上向中国封建势力宣战的徽文。“古久先生”是一个象征性的想象形象，他是“从来如此”的封建统治势力的代表；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但却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代理人--由于“狂人”在二十多年前，把他的“陈年流水薄子，端了一脚”，而为他“代抱不平”，并因此参与了对狂人的迫害。“狂人”的大哥也许和古久先生、赵贵翁都不相识，可在“狂人”眼中，他却是“合伙吃我的人中间的一个”。小说展现的是这样一幅中国社会的典型画面：“狂人”处在“古久先生”（有二千多年封建统治经历的历史代表）、赵贵翁（封建势力的现实代表）和大哥（封建势力对“狂人”的直接加害者）的联合组成的巨网的重压、包围之中。这幅封建势力杀人、吃人、扼杀人性的画面，赫然醒目地形象化地演化为一场“人肉的筵宴”。

这是鲁迅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病根的总暴露！把全部审美判断的历史深度和现实力度都集中于“吃人”二字上，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诚然，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当封建社会作为历史上的一个进步阶段时，它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是卓越的。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它进入垂死阶段（宋明之际）后，却以其高度集中的封建上层建筑和一整套严密的儒家文化意识形态，严重地阻碍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扼杀着一切自由和民主的思想，禁烟着全民族创造天性的解放和发展。无数惨烈的悲剧（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和个人的）都同封建社会政治势力及其意识形态的罪恶联系着。鲁迅对于这一封建历史的罪恶，洞察极深，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起写作《狂人日记》时的理性认识：“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而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 小说二集导言》中更明确地说他写这篇小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也就是说，要清算儒学孔教的罪恶，毁坏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从《狂人日记》开始的反封建主题的思路，在《呐喊》其他篇章中，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侧面延伸着、扩展着。鲁迅或是通过孔乙己的喜剧性格和悲剧命运，在讽刺和同情之中揭露封建科举制度的残酷和封建士大夫的酸臭（《孔乙己》）；或是通过赵太爷的骄横跋扈，揭露封建统治势力对人的权利的无情剥夺（《阿Q正传》）；……在所有这些看似插入式的人物动态描写中，无不紧紧扣住封建势力“吃人”这一基本的审美命题。因为上述这些人物，在作品中实际上都起着支配主人公命运的作用。他们虽然身分不同，有的是地主阶级统治者，有的是封建礼教道统的维护者。但他们身上都共同地体现着一个本质：中国封建势力的代表。由这些人所组成的那一股强大的封建反动势力，成为体现封建正常秩序的“社会”，正是这个“社会”，从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和心理结构上统治着、压迫着、茶毒着、伐贼着整个民族。相比之下，受迫害者、挣扎者、或是觉醒者、反抗者的“个人”显得那么孤独与软弱。

《孔乙己》叙述了旧社会的读书人--孔乙己的悲剧一生。鲁镇咸亨酒店的顾客大抵是两种人：靠柜外站着的“短衣帮”，买碗酒，热热的喝了休息；穿长衫的则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而孔乙己既无长衫者的阔绰，又不肯脱下长衫把自己混同于短衣帮，于是就成了“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他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这就堵死了他前进的道路；加上他“又不会营生”，“好喝懒做”，“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他后来因为给人抄书时偷书被丁举人打折了腿，在旁人的说笑声中离开了酒店后便再也“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作家是带着满腔同情写这个形象的，指出了孔乙己的悲剧是科举制度和现实社会造成的，通过这个形象抨击了科举制度的腐朽与荒唐。

鲁迅对中国封建势力的批判是深刻的。这种深刻性表现在是从历史的高度和现实的深度上，对封建统治势力作了宏观的、整体性的批判与否定。人们在《呐喊》中之所以无处不感到封建势力的存在，是因为它还在支配着中国人民--从愚弱无知的劳动者到开始觉醒和已经起来抗争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以"吃人"这一审美命题赋予它以具象，确实产生了深远的警示作用：中国要有希望，必须从政治、思想、精神和心理结构等方面，彻底毁坏这“吃人的筵宴”。

辛亥革命没有从根本上结束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里的统治；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相依傍的帝国主义的殖民势力也丝毫没有受到打击；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中国仅仅是理论上和思想上的一纸理想蓝图；因而仍然是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一个目标。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结局证明：“假洋鬼子式”的和“阿Q式”的革命，都不可能使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由于缺乏一个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特别是由于缺乏一个广泛的深刻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辛亥革命中所得到的一切还会被封建地主阶级以强大的思想上的优势夺回去，结果只剩下一个政权的空壳，招牌换了，骨子里却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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