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372年－451年），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后移居江南。东晋著名史学家，为《三国志注》作者。与裴骃、裴子野祖孙三代有“史学三裴”之称。

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不久，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刘裕（即宋武帝）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晋军占洛阳后，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马。裴松之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南朝宋代晋以后，裴松之历任零陵内史、国子博士、冗从仆射等职。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遣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州归来，他将所探询的吏政民情，归纳为二十四项条款。不久，他被升任为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赐爵西乡侯。晚年，裴松之先后出仕永嘉太守、通直散骑常侍、南琅邪太守。元嘉十四年（437年），裴松之65岁，致仕。不久，又拜中散大夫、领国子博士，最后进位太中大夫。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因病去世，终年80岁。

裴松之一生最大的贡献，在于注释《三国志》。晋代陈寿撰修的《三国志》，内容精洁，然宋文帝认为太过简略，故诏令松之作注。松之收集各家史料，弥补《三国志》记载之不足，他的注释方法有四大原则：“一曰补阙、二曰备异、三曰惩妄，四曰辩论。”清代《四库提要》将其所用方法，分析为六类：“一是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二是参诸家之说，以核伪异；三是传所有之事，详其委屈；四是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五是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六是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

裴松之作注所根据的史料，可考者多达一百四十余种，较《三国志》原书多出三倍。宋文帝惊叹为“不朽”之业。李慈铭说：“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从唐代开始，有学者对裴松之《三国志注》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要针对裴注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四库总目》批评裴注“嗜奇爱博”，多引用《搜神记》、《异林》、《列异传》等书，“此类凿空语怪凡十余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于史法有碍，殊为瑕颖。”

裴松之的著作，除了著名的《三国志注》外，还有《晋纪》。另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还有《裴氏家传》四卷、《集注丧服经传》一卷、《裴松之集》十三卷。此外，《文苑英华》卷七五四，又讲他还写过《宋元嘉起居注》六十卷。

《三国志注》，是南朝宋的历史学家裴松之为西晋陈寿所编著的史书《三国志》作的注，也称裴注，或与原文并称寿志裴注。南朝宋文帝认为晋代陈寿撰修的《三国志》，内容精洁，但太过简略，故诏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收集各家史料，弥补《三国志》记载之不足，他的注释方法有四大原则：“一曰补阙、二曰备异、三曰惩妄，四曰辩论。”裴松之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三国志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也是陈寿《三国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于大量征引，裴松之的注文共达36.7万余字，比陈寿正文的32万余字多出八分之一，弥补了《三国志》原来记载简略的缺陷。裴松之不仅开创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对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国志注》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注”之首。

南北朝时裴松之撰，他一反传统做法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裴松之不仅开创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对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国志注》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注”之首。

南朝宋文帝认为晋代陈寿撰修的《三国志》，内容精洁，但太过简略，故诏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收集各家史料，弥补《三国志》记载之不足，他的注释方法有四大原则：“一曰补阙、二曰备异、三曰惩妄，四曰辩论。”清代《四库提要》将其所用方法，分析为六类：“一是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二是参诸家之说，以核伪异；三是传所有之事，详其委屈；四是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五是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六是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

裴松之作注所根据的史料，可考者多达二百一十余种。宋文帝叹为“不朽”之业。例如：《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记载文帝〈与吴质书〉一文，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三国志》在许多关键处多语焉不详。如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陈群传》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这必须靠裴松之的注加以补充。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

清人钱大昕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

“(裴松之所引用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余史家无涉者，不在数内。”李慈铭说：“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赵翼说：“今按松之所引用书多凡百五十余种，……皆注出书名，可见其采辑之博矣！”

从唐代开始，有学者对裴松之《三国志注》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要针对裴注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成书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矣！”，陈振孙认为裴注“鸠集传记，增广异文。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叶适则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近代学人陈寅恪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

现今中国大陆学者对《三国志》正文及注文的字数进行了认真的统计，依据中华书局的三国志点校本作计算，发现陈寿正文有36万余字，裴松之注文为32万余字。宋代晁公武所谓的《三国志注》文多出《三国志》全文数倍之说，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