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二,春秋后期鲁国人，汉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名言

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匆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下信乎传不习乎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放于利而行，多怨。

学术贡献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政治生涯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思想品格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教育贡献

文化巨人——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故能将浩瀚的传统文化推广和流传下来。

由于孔子在讲学中，所下的功夫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弟子感受到，老师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故弟子都发自内心的崇敬。他们追随、侍奉、保卫他，他们随他一起奔波行道，周游列国，备受艰辛与饥饿而毫无怨言。当有人诋毁孔子时，则正色以告其人“不自量”。当遇到危难时，则舍身护卫。夫子逝世，弟子们如丧考妣，皆在坟周服丧三年。子贡独守六年。其尊师重道精神，至今仍传为佳话。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许多教育理论和方法，是当今广大教育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籍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俺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俺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

孔子家世

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据《史记》记载，孔子并非婚生子。他母亲生他时只有18岁，而父亲已经70岁了。孔父在孔子三岁时去世，从此他跟随妈妈过上了贫穷的生活。孔子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牧牛羊、记账的以及图书管理员。22岁时，孔子的母亲去世，他服了三年丧。孔子53岁时晋升为大司寇，在鲁国服侍两年后孔子辞去职务，因为他对诸侯的政治极为不满。

据《论语》记载，鲁国当时在孔子的管理下非常繁荣。但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孔子没有在鲁国或别的国家担任过重大职务。传说鲁国的邻国齐国担心鲁国太过强大会威胁到齐国，于是为了破坏鲁国的改革，送了上百匹好马和八十位美丽的舞女给鲁国诸侯。鲁国诸侯遂沉溺于安逸享乐之中，对政务不闻不问，甚至有一次连续三天没有上朝。孔子极为不满，踏上了长途之旅（周游列国），拜访中国中北部的一些小国，包括卫、宋、陈、蔡。他宣扬了自己的那些政治信仰，但并没有哪国去实施。孔子68岁回到家乡教书，收了不少弟子。晚年的他和弟子一起编纂了传承先哲智慧的结晶——《五经》。由于不能承受失去儿子和自己的心血的双重悲痛，孔子于72岁(或73岁）与世长辞。

孔子故事

1、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好学。　

司马迁《史记》有云：“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公元前489年，楚、吴两国陈兵陈国，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负函（今河南信阳）成为前线。居于负函的孔子师徒不得不告别于对他们礼遇有加、勤于问政的楚大夫叶公，接受楚昭王之聘，准备前往楚国都城郢都。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麦浪翻滚，稻谷金黄。孔子带着子路、子贡、颜回等高足，沿大别山经邾国准备前往郢都。他们乘着马车，奔驰在古栈道上。沿途风光，饱览无余：农夫在田间荷锄劳作，牧童在山间牧牛牧羊。一条条河流弯延曲折，清澈见底；一行行树林绿荫遮日，一片片竹林随风摇曳；一座座村庄紧密相连，阡陌交通，鸡犬之声相间，间或听到悠扬的笛声在空中回荡。天黑了，他们便寄居在附近的村庄，或者找村民了解当时的历史掌故、风俗人情，搜集民歌、民谣，或者举办讲坛，探讨宣讲高深的“仁、义、礼、智、信”之道。有时也在某个村落驻足二、三天以采风。　一天，伴随着阵阵蹄声，漫漫尘烟，他们来到了新洲道观河南面的旧街境内。只见大崎山似美女横卧于蓝天白云之下，风高林茂；沙河漪澜清清,流水潺潺；狮子岩如猛狮踞伏，气吞日月。这里山色迷蒙，湖光潋艳，鸟语花香，好一片人间仙境。走出街南不远，车夫突然勒住缰绳，马儿长啸一声，车子停下了。　孔子问道：“何故停车”车夫答道：“前面有一群小孩挡道，夫子。”“让他们让道。”“小孩，你们见马车来了，为什么还不让道”子贡跳下车，没好气地说。“凭什么要我们让道，你们不能走其它的道吗”一个似乎是领头的小孩答道。子贡怒目圆睁地吼道：“你知道这是谁的车吗告诉你，这是孔夫子的车！”　听到子贡与小孩发生争执，孔子无奈只得亲自下车瞧个究竟。见到仪表堂堂、儒衫飘逸\举止优雅的一位长者，小孩们毫无惧色，不以为然，继续用石块垒筑他们的“城池”。　孔子抚摸着一个俊俏的小男孩的头，和颜悦色地说：“小公子，请你们将石块搬开，让我们过去行吗”　小孩仰望着孔子说：“我们正在筑城，恕难从命。”　“那好，我出一个问题，如果你答不出来，你就给我们让道。”孔子思忖，要以“礼”服人，对小孩一视同仁。　“你出吧，”这个小孩心想，我是东周守藏史老子的高足，你还能难倒我　“你听好了，”孔子问：“父母与夫妻熟亲”“夫妻亲。”小孩答道。　“不对，父母亲。没有父母哪有后代！”“夫妻亲，没有夫妻，哪有父母！”他们各执一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父母亲”、“夫妻亲”反复了二遍。　子曰：父母者，衣食也。父母从小抚育儿女，衣食住行、吃喝拉撤、教育成人、传道授业，那样不操心！父母当然亲。　项橐还之以颜色：夫妻也，恩恩爱爱，男耕女织，同眠共枕，相濡以沫，爱意绵长，白头偕老，永不分离。一日夫妻还白日恩呢！当然夫妻亲。……。　孔子想，我孔丘名闻天下，称圣华夏，今天还说服不了一个小孩，“是可忍，熟不可忍！”转念一想，“君子无所争”，我气度如海，有容乃大，不与小孩一般见识。便拿掉大儒的身价，搭躬施礼道：“神童在上，老夫有礼了。我们有要事在身，万望高抬贵手，给我们借道。”　小孩理直气壮地说：“请问先生，自古以来，是城应让车，还是车应让城”　子路说：“你这是什么城池，只是小孩的游戏！”“就是城池！”　缰持了一会儿。小孩自知理亏，便问道：“你们有什么要事吗”“周游列国，传道授业啊。”孔子说。　“传道授业就得有一套本事和才学，那您知道一些什么呀”孔子答道：“不是老夫夸口，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什么事我都略知一、二。”　小孩说：“天文地理无所不知。那我问您，您有多少根眉毛”　孔子说道：“眉毛本人又看不见，怎么能知道有多少根呢”　小孩灵机一动，接着问：“嫌看不风，天上的星星能看见，您说有多少颗”　“天上的星星浩如烟海、多如牛毛，怎么数得过来呢”孔子为难地说。　小孩笑道：“啊，您又嫌多，那太阳只有一个，早晨像冰盘，晌午赛玉环，什么时候离我们近什么时候离我们远”　孔子想了半天，喃喃地说：“这个，这个……还真不知道。你乃神童，惟楚有才！还望多多指教。”　小孩说：“指教不敢，我现在正忙着呢，咱们后会有期。”这时弟子们都在嚷道：“师傅，咱们走吧！”孔子只得朝小孩躬躬首：“后会有期！”心里想着，这些知识还真没好好研究过呢！随即令车夫调转车头，绕道而行。　不料，行进约一公里后，因刚才转弯过急，车轱辘折断了。孔子无奈，让子路到前边的村庄去借一把斧子修理。　子路急步来到前边的村庄，见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屋里织布。子路恭敬地说：“大婶，请向你借一件东西。”那女子还未等子路把话说完，已转身从里屋拿出一把锃亮的斧子，“给你！”子路惊呀不已，她怎么知道这是要借用斧子！妇人微笑着说道：“你不是要借一个“东西”吗‘东’是东方甲乙木，‘西’是西方庚辛金，斧柄是木做的，斧子是铁做的，‘金’乃铁也。你是要借斧子吧！”子路拿着斧子跑回停车处，并将刚才的事情诉与孔子。　孔子听后，慨叹不已。刚才遇一聪颖孩童，现又遇一村妇，不仅乐于助人，还十分聪敏。不禁赞曰：楚乃藏龙卧虎之地也！　那个难倒孔圣人的小孩乃是项橐。《战国策•秦策》云：“甘罗曰：项橐七岁为孔子师。”俗文学作品《孔子项橐相问语》流传神州大地，也在很早的时候就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俄罗斯等国。《三字经》中亦载：“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好学。”因之，孔子与项橐对问系千古美谈。因湖北鄂东方言言某人喜欢巧舌争辩为磨嘴皮子,故将孔项对问之地命名为磨嘴磐,将孔子绕道修车的地方称为回车埠，以纪其事。　

2.一时风欺竹，连江雨送秋。鱼游浪影沉，晒书佚事留。

长沮、桀溺虽归隐山林，但并不闭目塞听，他们知道：鲁哀公曾问过孔子：“鲁国之乱，源于季氏，大家都明白，然而，为何越明白越乱呢”请孔子指点“迷津”。孔子当时答道，“因为你只是明白一国、一人，而不明白天下。”可见孔子是知而不迷。长沮的话中隐语：孔子既知鲁之“迷津”，也必知楚之“迷津”，故不以渡口相告。孔子一行只好找别人打听。他们来到渡口，见有一老翁在摆渡。子路说：“船夫，请将我们渡过河。”　“行，请驾好马车，都上船。”船夫用竹杆吃力地撑着，马儿在水中随着木船过河，马儿会游泳。　船到河心，突然大风骤起，木船在波涛中颠簸摇晃，船儿忽高忽低，象一个醉汉似地立不稳，一船人都失去了重心。整船人和马车经不住这种颠簸，伴着风吹浪涌，船一歪，就翻落到河中。孔子师徒等人众都成了落汤鸡，掉入水中，衣服全湿透了。人落水问题还不太严重，这时的南方还不冷。可惜了我的那些书，孔子喊道：“快救我那些书！”　民间有谚：孔夫子搬家全是书。孔子一生发奋好学，乐以忘优，不知老之将至。走到哪儿都携带着很多书。　古时的书，其实都是一些竹简上刻或书写的篆字，东汉蔡伦发明造纸，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都在其以后许多年。　在众人的一番折腾下，马车被推上了岸，书也被捞上来了。但是，那些书全被水浸湿了。孔子心中焦急，四处张望，欲找一个晒书之所。还是颜回年轻，眼尖，“瞧！对岸有一座山丘。”那座山有300多米高，四面无倚，独凸而立，顶部平坦洁净，足有二亩见方。孔子憋皱的眉头舒展了，此时秋高气爽，阳光直照山头，很好晒书。弟子们很快将被打湿的书搬到山顶，铺开晾晒起来。周边也没有什么人，子路、子贡、颜回也不顾斯文，脱掉长衫，拧干晾晒。　经历了刚才的一番折腾，孔子站在山顶，俯瞰潺潺流水，不禁仰天长叹道：“美哉水，洋洋乎！可惜的是这儿没有桥，此处要是有一座桥就好了，过往行人就不会如我等受涉水之苦了！”　随后，孔子师徒落坐于两丈多长的长石上，稍事休息，以等书晒干。子路回想起近段的行程，种种不幸，不禁发起牢骚，口里念叨：在宋国的一棵大树下习礼时，宋司马桓魑欲杀师傅；在于野被陈蔡大夫围困三日，粒米未进，很多人都饿病了；上午在旧街让项橐毛孩戏弄，下午又人车落水，真是不幸，可谓“风刀剑树严相逼”。　孔子宽解道：“天降大任于我等，实现周礼，天下归仁，任重而道远。忍饥挨饿，受苦受难，在所难免。我们必须坚韧弘毅，矢志不移，死而后已。”　孔子师徒当年晒书的山就在今问津书院的后边，山势平坦，有茂林修竹，茵茵庄稼，被称之为晒书山。孔子当年坐过的那块长石被称为“坐石”，周边还有后来他们驻足讲学时供研墨行文之用的墨池、砚石。墨池即离坐石不远处的小溪，溪边石黝如墨，故名墨池。临池石刻上刻有“墨池”两字，尽管年代久远，仍依稀可辨。池边一石，形如砚台，如天作之合。每遇天气变化，即有“墨水”浸出，池水久旱不涸。

3.孔子读《易》

季一举

孔子自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自鲁赴卫开始了他周游列国之行。目的是推行他“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由于不合时代潮流终致失败，于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返回故土鲁国。在外历时十四年之久，时年孔子已六十八岁矣。此时孔子在鲁国除了继续教书育人外，在对《五经》进行编纂和整理工作的同时，开始了他对《周易》深入研读。后人形容他对“易经”精读之勤，有“韦编三绝”之说。就是指他经常翻动书简，致伎把贯穿书简的皮带弄断了多次。

由于他的苦心钻研，而结下了丰硕的成果。写出了“彖辞上下”；“象辞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等十篇读“易”心得。后人称作易经的“十翼”从而对《易经》的内涵作了全面的解析和评论，把原本纯占卜记事的书，飞跃至人文学说地位，最终成了一本极具哲理的巨著，并冠以《六经》之首。

如“文言传”和“系辞上下”充满了哲理，表现出他那洞察时事、人生的睿智。如:“文言”中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该爻辞潜在的含意是:有刚健中正的伟人，其事业如日中天并具统治地位，为了恩泽万物，普济大众，应有选贤任能的职责，而有作为的人也应予以辅佐，以造福万民。而孔子对这一爻辞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本乎天者向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就是说:同类声调会产生共鸣(鸡叫只能唤起群鸡共鸣，绝不会引起驴叫)，同类气息相互吸引(公狗只会找母狗，决不会求爱于猪)，水往低湿处流淌，火往干燥处蔓延……依赖天空(如阳光、空气)的向上发展，依赖大地的向下扎根，是万物各依其类别，相互聚合的自然规律，揭示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这是孔子智慧的结晶，流传千古。

又如“否爻”九五卦辞的“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其本意是:要警惕危难的产生，王公贵人要时刻放在心上，才会吉利，危险啊，危险，国家的命运好像系在柔弱苞草、桑枝上一样，随时都可能堕亡！

孔子对这一卦辞则发出了由衷的感叹！他写道:“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国可保也。”这就明白向后人警示:“安于其位的人而失去警觉，危险就会产生；保存自己而措施不当，就会埋下祸根，安享太平而思想麻木，社会动乱就会接踵而来。为了避免上述的恶果，就得倒过来，要求君子在安稳时不要忘记危险，在安全时不要忘记危亡，在安定时不要忘记动乱，这样，自身才能安稳，国家才能保全。”

孔子在这里给予子孙后代留下了“居安思危”这一千古颠扑不破的真理。

仅以上举例便可窥见，孔子读《易》读出的心得确是伟大创新。

主要弟子

言偃(前506～前443)春秋时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字子游，又称叔氏。常熟人。22岁时离乡北上，拜孔子为师，为其三千弟子中七十二贤之一。谦虚好学，擅长文学，曾任鲁国武城宰，用礼乐教化民众，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深得孔子赞赏。后学成南归，从游弟子无数，被誉为传播东南文化第一人。唐代起先后被封为吴侯、吴公、吴国公及先贤言子等。清康熙间特设五经博士一员，由其后裔世袭。言偃对吴地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颜回（前521～前490）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孔子弟子。以德行见称。勤奋好学，笃信孔子学说，并“闻一知十”，领会深刻。为人平易谦逊，沉默寡言，才智较少外露，在行动上努力实践孔子的理想，成为孔子最忠实、最得意的学生。孔子屡称他品格高尚，说他“三月不违仁”，“不迁怒，不贰过”。33岁时去世。今曲阜城北陋巷街有颜庙，亦称复圣庙。今曲阜城东11公里防山之南程庄村东北角有颜子林，为颜回及其家族的墓地。

曾参（约前505～前435）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平邑）人。人们尊称为曾子。孔子弟子。乐道养亲，曾仕为小吏，以孝著称。认为"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主张"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犯而不校（计较）”，矢志不懈地实践孔子学说。相传著有《孝经》和《大学》。在孔门中被视为道统的继承者，被后代统治者尊为“宗圣”。《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18篇，已残，今存《大戴礼记》中，自《立事》至《天圆》凡10篇。清阮元有《曾子注释》。今嘉祥城南20公里南武山南麓有曾庙，又称宗圣庙。

仲由（前542-前480）春秋末鲁国卞（今泗水东）人。字子路，通称季路。孔子弟子。以政事见称。原为鄙野粗人，孔子设礼相诱，收之为徒。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经常批评孔子。孔子了解其为人，评价很高，认为可备大臣之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并说他使自己“恶言不闻于耳”。做事果断，信守诺言，勇于进取，曾任卫蒲邑大夫、季氏家宰，是孔子“堕三都”之举的最主要合作者之一。后为卫大夫孔悝家宰，在内讧中被杀。

冉求（前522-前489）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有，通称冉有。孔子弟子。以政事见称。多才多艺，尤擅长理财，曾担任季氏宰臣。前487年率左师抵抗入侵齐军，并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取得胜利，又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帮助季氏进行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

闵损（前536-）春秋末鲁国人。字子骞。孔子弟子。以德行见称。相传遭后母虐待，但为了爱护异母弟而自甘受苦，谏阻父亲驱逐后母，孔子曾特别表彰他的孝行，后人将他列入"二十四孝"之中。为人谦和、清高，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季氏令其担任费宰，逃亡齐国力辞。

宰予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我，通称宰我。孔子弟子。以言语见称。利口辩辞，颇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独到的见解，孟子称赞他“智足以知圣人”，但与孔子有较多的思想分歧。反对为父母服丧3年的礼制，主张改为1年，被孔子斥为不仁。曾在白天睡觉，孔子把他比作"朽木"和"粪土之墙"。一说后来到齐任临淄大夫，因与田常作乱被杀。其墓在今曲阜城东3公里古城村南约500米处。

子思（前483-前402）战国初思想家。姓孔，名伋。孔子之孙，孔鲤之子。相传是曾子的学生。早年一度居卫，游学齐国，曾困于宋。晚年返鲁，甚受鲁穆公尊礼。继承、发挥孔子的中庸思想，以“中庸”为自己学说的核心。把儒家的道德观念“诚”说成是世界的本源，认为“诚者，物之终始”，强调“不诚无物”。孟子曾受业于他的门人，将其学说加以继承和发挥，形成了思孟学派。后被封建统治者尊为"述圣"。《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23篇，已残。现存《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相传均为其著作。墓在今曲阜孔林中孔子墓偏东。

孔子思想定位

孔子思想由原先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成了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社会的正统思想，这也是因孔子思想与皇权思想的某种互需性所致，经过历代皇权的极力推崇，以致将原先孔子思想上升至神圣的地位，同时打压其它与孔子思想不相符的思想观点，造成社会思想单一与僵化，最终对后来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障碍，形成了思想僵化乃至腐朽与落后中国社会现实。

终于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新文化的先驱们，冲破重重旧思想的束缚，通过与世界的了解，打破了旧文化、旧思想的束缚，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尤其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开创者们，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创新方面可谓是继孔子以来新文化、新思想主将，被称为中华民族的魂。

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孔子从被打倒在地，现今又开始重新认识孔子，可谓是认识上的回归，先将神坛上的孔子推倒，再将孔子拉回人们中间，而不是又将其高高供奉，这才是真正的孔子所被希望的。

孔子和鲁迅，既有分歧，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鲁迅和孔子都是中国一代一代的，不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找不到还得继续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总是把孔子和鲁迅绝对对立起来。捧鲁迅时，像“文革”时期，就用鲁迅打孔子；现在，孔子地位高了，就用孔子打鲁迅。当年就是鲁迅把孔子赶跑了，现在正要把孔子请回来。但孔子和鲁迅真的是决然对立，水火不容，有孔无鲁，有鲁无孔吗他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毫无疑问，鲁迅和五四那一代人对孔子有很多批判，这样的批判是有两个层面的。首先，他们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神圣化、宗教化的“中华中心主义”的，在当时的中国，正是这样的中华中心主义妨碍着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吸取，而在五四先驱者看来，打开思想的闸门，向世界开放，正是当务之急，因此，在思想文化界就需要破除将传统文化绝对化的文化神话。他们的批判锋芒又同时指向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其实，在晚清以来，儒学的垄断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诸子百家有更多的关注，五四时期只不过是把这样的打破垄断、独尊的努力，推向自觉。

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鲁迅在内的先驱所做的，其实也是“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的工作，他们所批的正是被意识形态化、道德化、宗教化的“人造孔子”，“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当然，鲁迅和孔子之间是有分歧的，甚至是重大分歧，原则分歧，从这一层面，鲁迅也批孔子。孔子是一个“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因此，他想当“国师”。而鲁迅，连“导师”都不想当(他的理由是：我自己都找不到路，如何为年轻人指路)，更不用说当“国师”。更重要的是，鲁迅对统治者没有幻想，他曾经说过，统治者遇到危机，车子要倒了，你别去扶，让它自己倒。孔子却拼命要扶，不让扶也要扶。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有批评，说批判也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就是现在，有不同选择的知识分子之间也经常有争论，相互批判。但并不妨碍彼此在别的方面有相同之处。孔子也是“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当然，他是力图在体制内批判，鲁迅则是自觉地进行体制外的批判，这确有不同，但在批判权贵这一点上，也自有相同，所谓“同中之不同，不同中之同”。我们不必掩饰分歧，也不必夸大分歧。　

鲁迅和孔子，尽管道路的选择有不同，但那样的不屈不挠地追求探索，以及在追求、探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浩然正气、韧性精神、理性实践精神，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论语》中最难做到的两条：“匹夫不可夺志”，“视富贵如浮云”，都是孔子精神的精髓，而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最能体现这样的精神的，就是鲁迅。　

　我们可以说，从孔子到鲁迅，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传统的。我们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有了一个鲁迅，这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宝贵遗产，理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我们从一种变态的文化心理出发，总把他们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让他们一个损害一个，这不仅是愚蠢，更是犯罪。它对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传统，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是大有启示意义的。

我们都知道孔丘先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当时好像没有学藉管理制度，这三千弟子各自姓什名谁早不可考，至于配享了孔庙的这七十二个高徒，也鲜有人能说得详尽。今日得个空闲，将他们开列造册，整理出来，以飨诸友。浪费时间心力做这件事，无益时用，迹近无聊，只图能博一二朋友一观一笑。倘竟能为有心于孔学者进行考证研究添毫发之助，则就喜出望外了。

然而这些先生们都是上古人物，我们隔着几千年历史遥遥望去，只仿佛仙霭里头看神仙，影影绰绰只能看个大概，没法子毕见其纤毫。而我们上古的出版业又实在落后得惊人，一切文献，全靠用刀来刻，诸般辛苦之中，难免出现错别，以至以讹传讹；更有班爱牵强附会的所谓高人，将错就错，胡乱解释一通，竟就解释出无穷深意来，甚至被当作了不可改易之经典。于是三豕己亥，荒唐可笑。倘若不幸，有两个甚或多个高人，各自拿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则事情就更大了，非要彼此争个头破血流不可。所以上古的东西，明明是同一事物，我们却能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称谓和说法。比如这孔门七十二圣人的尊姓大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都算得上是权威资料，可是竟也出入颇大，比如子声在《史记》上叫乐咳，在《家语》上却叫乐欣；子徒在《史记》中叫郑国，在《家语》中却改叫薛邦了。再比如很受孔子抬举，将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子容，在《论语》叫南宫适，在《史记》叫南宫括，在《家语》里，又叫南宫韬了。等等等等，参差处极多。这些一人多名现象，差不多都是拜传刻错误所赐。而且《史记》与《家语》所开列的，都并不是不多不少七十二人整，史记列了七十七个，还煞有介事引用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做开头。谁知道孔子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家语》更是荒唐，题目明明写着《七十二弟子解》，里头开列的，却足足七十六人，最后还又总结说：“以上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睁着大眼说瞎话，难道连个数都不会数司马迁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这孔门弟子花名册，却不知该折中于谁。今较其两者，以《史记》去孔丘时代相对较近，且以实史闻名；而《孔子家语》虽以“孔子家语”名书，却历来被视为伪书，当作三国时王肃因袭前人书简加以修补编定，相对之下，似不如《史记》足凭。两者相权，取其最接近于真实者。所以，俺决定以《史记》为基础，与《家语》相杂较。司马迁所列这七十七人中，说不得有五个是编外人员，至于是哪五个，俺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还请博物君子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