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汉达(1900—1972)，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曾用名林涛、林迭肯，浙江镇海人，1900年2月17日生。1924年毕业于上海之江大学，任四明中学教员。1928年任上海世界书局英文编辑，后任编辑主任、出版部部长。曾编过一套标准初中和高中英语课本，风行一时。1937年赴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1939年回国后，任上海之江大学教授。1941年之江大学内迁，留上海编辑通俗历史故事，任华东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回之江大学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成为上海有名的进步教授。1945年底，与马叙伦、王绍鏊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为常务理事。1946年5月，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同年秋到达解放区，任辽北省教育厅厅长。1949年作为民进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副部长，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6年8月当选为民进第四届中央副主席。著有《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上下五千年》、《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前后汉故事新编》等。1972年7月26日在北京病逝。

生平

1900年2月17日出生。

1908年，入读家乡私塾。1914年，入读上虞崇仁小学。1915年，转学入读宁波崇信中学高小班。毕业后任观城约翰小学助教。

1917年，入读崇信中学。毕业后在上虞、宁波任教。

1921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今浙江大学）。

1924年，毕业，任宁波四明中学教师。

1928年，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后出任上海世界书局英文编辑部主任、出版部主任。

1937年，赴美国留学，考入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民众教育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华东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出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教育学院院长等职。

1945年底，与马叙伦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为常务理事。曾任关东文协理事长，大连市新文字协会主任，光华书店总编辑，辽北省教育厅长，辽北学院副院长等职。

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后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

解放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全国扫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语文》杂志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1958年，被错划“右派”，文革中被打成“革命”。

1972年7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1979年7月23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大会，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林汉达先生从上世纪20年代起即从事研究和写作，著作丰富，涉及面广，颇有影响。教育方面的著作有《向传统教育挑战》、《西洋教育史讲话》等；文字改革方面有《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等；通俗历史读物有《上下五千年》《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等，共达六十余种，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特别是他的通俗历史读物，深受几代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教育类：

《向传统教育挑战》

《西洋教育史讲话》

文字改革类：

《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

《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

通俗历史读物类：

《东周列国故事新编》

《前后汉故事新编》

《三国故事》

《上下五千年》（与曹余章合著）

《秉笔直书》

找到了一篇他的学生追忆他的文章，读下来，发现此人果然是民国文人的风骨。

记得有一次他讲述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大口号，就曾发了一通感叹。他说，这三大口号非常美好，但在中国现在还行不通，中国还是大地主、大官僚们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有帝国主义当“太上皇”，号称“民国”，老百姓连基本人权都没有，还谈得上什么其他的政治权利!

他先后请陶行知、邓初民、翦伯赞、胡子婴、李平心等民主人士、民主教授到学校来讲演。他们讲的几乎都是同一主题：只有政治民主化，教育事业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只有停止内战，恢复和平，让人民安居乐业，教育也才有光明的前途；大学生不能埋头读书，要走出校门去，参加争取民主的运动。

在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的欢送各界和平代表去南京请愿的大会上，他说：“中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我们的代表就是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我们不能让仆人把主权送给外国人。现在我们的代表到曹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到目的不可!”

1946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反动派对汉达师的迫害加紧了。敌人说他拿共产党的津贴，替共产党宣传；学校当局也开始散布喊嘁喳喳的流言蜚语，目的是将这位深孚众望的教授排挤出学校。汉达师光明磊落，面对着逆流恶浪，一笑置之。他来学校的次数更加少了，一半是由于社会活动忙，一半也由于防避特务分子的纠缠。我们在学校里见不到他，就更多地到他的住所去请教。他的家在建国中路一幢弄堂房子里，两间屋住了八九口人。中外书籍堆得到处都是，没有多少空隙。就在这点空隙处，常坐满了专程来向他求教、同他商量问题的来访者。这就是他在《漏室铭》那首诗中写到的：屋子尽管漏，往来无白丁。不是职员女工，就是教师学生；不是民国耆老，就是文化先进。我们无所不谈，谈无不尽：从教育谈到政治，从天文谈到月经；从话剧谈到申曲，从甲骨谈到壮丁。“搭”的一声，漏水滴到头顶……作者在诗中还愤怒地斥责：“住着这样的漏室，还有人瞎了眼睛，说我被人‘收买’了。当然还有‘背景，……”然而，所有进出于他这间“漏‘室”的人，却都能从这间普通的住室里吸取到丰富的思想营养和无穷的战斗力量，感受到贤师良友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