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之子谈母亲

1916年8月19日,叶圣陶和胡墨林喜结良缘。

叶至善先生在写作父亲传记以前，先写了《我的母亲》一稿，作为写长篇传记的“试笔”。遗憾的是，因健康原因，《我的母亲》一稿没有时间继续写下去。《出版史料》得到至善先生家属提供的这一遗稿，首次全文发表，本刊摘录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我母亲姓胡名墨林，字翰仙，比我父亲大一岁（生于1893年7月13日（阴历），死于1957年3月2日），1912年4月18订的婚。父亲在《圣陶日记》上只挂了一笔，“又：今日为余定婚之期，坤宅为浙江胡氏，由颉刚、伯祥、彦龙、烈裔、张昌熙等作伐者。”没记我母亲的名号，尤其前头那个“又”，显得没当作一回事，不过备忘而已，实在叫我感到奇怪。

我母亲父亲俩人在婚前从未见过面，只在订婚时，经媒人的手，交换了一张照片。两张照片倒一直保存着。我母亲脸圆圆的，发式梳的有点儿像日本女人；照的全身，短褂和裙子都太肥，显得身材有点儿矮，有点儿胖。父亲的是穿长衫的半身照，斜签着身子，面容瘦了些儿，好像胡子茬没刮干净，短发也乱蓬蓬的；才十七岁半，不免显得有些苍老。不知母亲当时看了作怎么想。就礼貌说，拍照之前也该修饰修饰呀！

母亲的祖上在杭州开的古董店，太平军时期可发了。在战乱中，一批人家败落了，要是有古董，一定先卖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古董。一批人家成了新贵，房屋家具都齐了，元宝还滚滚而来，再买几件古董字画摆摆阔吧。古董店压价收进，抬价售出，哪有个不兴隆的。到了我母亲的祖父手里，这位老人家不愿意让后辈再干那欺蒙拐骗的营生，过世之前，把古董店交给两个徒弟去经营，让儿子，就是我的外公去读书，光明正大走科举的道路。没料到这位宝贝儿子书没念多少，就想做流芳百世的风流才子，天天三朋四友，在西湖边上喝酒赋诗。家里人没见过他做的诗，只知道他酒量见长。据说有一天轿子抬回家来，撩起轿帘却不见了少爷，原来他钻在轿座底下醉成了一团。外祖母只生了我母亲一个就过世了，外祖父要了续弦。这位后母进门来第一件德政，就是给我母亲裹足。二姑母听我母亲痛得直喊，赶过来把缠脚布扯了个粉碎。后母说：“这双大脚嫁不出去，谁养她一辈子！”二姑母说：“你不养我养！”转身把我母亲拽到自己房里，从此不让这位后母再碰我母亲。

我母亲有三位姑母，嫁的都是读书人。大姑夫是苏州的举人章钰，后来进京赶考中了进士。这位章老先生在史学和文字学方面都颇有成就，又写得一手好字，抗战前开明版《二十五史》的题签，就是他的手笔。

母亲的二姑夫姓甚名谁，中过举没有，从未听谁说起过，好像地球上不曾有过这么个人似的。母亲也只知道二姑母嫁过人，说丈夫疯疯癫癫的，没法相处，就一个人跑回家来了，不知办妥了离婚手续没有。母亲的二姑母可能向父亲，就是我母亲的祖父，要了笔钱，一个人去日本留学了。那个时代，冲出家庭樊笼，争取独立人格的女子决不止秋瑾一个，结局各不相同。母亲的二姑母从日本回来，一直在女学校教国文。父亲在给顾先生的信中曾说起过，苏州的女诗人中，只她的几首还像个样。还记得我小的时候，看到她房里挂着副小对联，上款写的“铮子女史两正”，下款署名“姚华”。我问：“‘女史两正’是什么意思呢？”她说：“‘女史’就是‘女士’。‘两正’是客气话。”若干年后才知道，姚华自号“茫父”，和陈师曾都是当年的书画名家，可能是在日本结识的。“铮子”这个日本风味的名字，定是她留日时自己取的。还有个特别处，按苏州习俗，我该唤她“婆婆”，她却定要我唤“公公”。在称谓上，也非得跟男子平起平坐不可。

母亲的三姑夫是个寒士，姓计字硕民，家里地无一垅，瓦无一片，还没有一个旁人。

我在小学时代，每年暑假，几乎都是在苏州卫前街过的，一家子都喜欢我，尤其是母亲的三姑夫，我叫他长胡子公公，其实他胡子并不长，只疏疏朗朗的一小把。

长胡子公公跟王伯祥先生早就是好朋友，年纪相差十二岁，不知是怎么结识的。还有位王彦龙先生，年纪只跟我父亲相仿，也是公公的朋友；可能跟胡家沾点亲，母亲的二姑母偶尔也去他家走动。他又是伯祥先生的朋友，跟颉刚先生和我父亲都认识，民国元年――1912年2月初，他下帖子请吃喜酒。“秀才人情纸半张”，顾先生集宋明词句，作了一副长联；我父亲照例填了首《贺新郎》，俩人去养育巷里的纸笔铺，各花六七毛钱，挑了装裱成的立轴对联各一副，顾先生用楷书抄上我父亲作的词，我父亲用小篆抄上顾先生集的长联，还亲自送到了他府上。2月9日吃喜酒，我母亲的二姑母和三姑夫都去了。二姑母在新房里，看到挂在粉墙上的立轴对联，激赏不已，问站在一旁的伯祥先生：“你这两位同窗都有家室了吗？”伯祥先生回答说：“颉刚去年小年夜娶的亲，还没听说叶家有什么动静，只知道圣陶过两天就要去言子庙上课了。硕民先生吃茶时常见面的。”两天过后，王先生顾先生就来跟我祖父说亲了，说女方由姑母作主，什么财礼都不要；又说这位姑母待侄女在大同毕了业，就带她去北京念女师，婚事可以等两年再谈。我祖父，还有我祖母，对他们俩都是信得过的，听了自然欢喜；问我父亲，父亲说但凭俩老作主。他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更没花一点儿力气；日后他自己在《过去随谈》的第四节中说：在无意中中了个头彩。

1915年春天，我父亲经好朋友郭绍虞先生介绍，进商务印书馆办的尚公学校当教员。从苏州到上海，乘火车只消两个钟头，他可以经常回家。第二年放暑假，他才到家，我祖父含着笑跟他说：“亏得你回来了。女家昨天托媒人伯祥来，说你媳妇在北京毕了业，跟她二姑母一同接下了南通女子师范的聘书，过了假期就去上课。女家说：赶在开学前把婚事办了吧。我和你母亲，还有你外祖母都说这样也好。你二十二，不算小了，媳妇比你还大一岁。”于是就赶紧张罗。用的什么仪式，请了多少嘉宾，找不到文字记载，也没听谁说起过。宴席上闹酒是免不了的；新倌人大概没被灌醉，还能看清新娘子丰腴的脸庞上，那缕掩盖不住的又喜又怯的微笑。

父亲在十四年后写的《过去随谈》上说：“结婚以后两情颇投合，那时大家当教员，分散在两地，一来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头，写信等信成为盘踞心窝的两件头等大事。”一年中两度分离，新婚加上小别，也不必再为从未写过情书而抱憾了。汩汩如溪流，一封又一封，真有说不完的话。到第二年暑假，他们俩还把蜜月旅行给补上了。

父亲和母亲一同出门旅行，头一回去的杭州。大概乘划子游湖的日子多，不知去了多少名胜古迹。只有一处，他们肯定去过，就是白云庵右首边的月下老人祠。这是母亲亲口跟我说的；还说求了张签，签条上写的“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第二年果真生下了我。母亲还讲了那副名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世注定之事，莫错过姻缘。”一年来，新夫妇的相互感觉如此良好，真该去谢谢这位在冥冥之中替他们着力的月老。

我生的那天，父亲在不在母亲身旁，我从未听说过。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只是她自己的感受，说我是个难产，因为脑袋太大。那位女医生直叫她憋住气，她全身力气都使完了，我就是不肯出来。后来用了钳子，才把我硬拔出来。她乏得一闭上眼就着了，好像过一会儿才想起有过这么回事，方睁开眼，护士已经把我的小脸，贴在她的脸庞上。母亲一定轻轻地吻了我，可她没说。那一天是1918年4月24日。

好像谁都喜欢我。父亲给我取了个小名叫“小墨”，因为大家都说我长相像母亲。最喜见于形色的莫过于祖父，有亲戚朋友来，就把我抱出来给他们看，还一边说，“你是知道的，我四十七才生的儿子，没指望还能抱上孙子。”祖父虚岁已过七十，牙齿掉的差不多了，晚上常用蒸猪脑下酒。我还没断奶，祖父就吩咐说：“买猪脑就带条脊筋，一起蒸了喂给小墨吃。”脊筋就是脊髓，一条才一个铜板。晚上，祖父让我坐在他左膝盖上，左臂搂住我，右手拿筷子把脊筋掐成小段，耐着性子喂我，把手边的酒都放凉了。我一周岁，母亲抱我去照相馆拍了张全身照，穿的袍子，双手捧着只小白兔，模样儿颇像如今过年贴在门上的那个男孩。祖父看了，高兴得胡子笑开了花，带了上茶馆向朋友们显宝去了。

母亲在这段期间，心里一定不怎么平静。五高校长宾若先生跟我父亲已经说妥，秋季开学请她当女子部的教员；伯祥先生那儿也说妥了，把他租赁的住房让出一部分来，就在直镇口上。问题就集中在我这个才断奶的孩子身上：留在苏州让我祖母照看，舍不得又不放心；带在身边，俩老怎么肯答应？即使到了直，难道白天就硬塞给伯祥夫人照看？要我父亲回家商量，父亲回信说：为响应“五四”，正忙着呐，过两天再说吧。憋到五月底边，我父亲再不回来也不成了，祖父肾脏病发，中医西医请了好几位，都束手无策。祖父于5月27日逝世。办完了丧事，父亲说就搬到直去住吧，一家老小聚在一起，多好，还省了一半开销。于是雇了一条大船连人带箱笼家具，都搬到了直，住的是陈家的“怀仁堂”；楼上是伯祥一家，我们家住楼下。那时我才一岁半，事记不全，又不懂事。如此宝贝我的祖父永远见不着了，我那时只知道出出进进看热闹，没哭一声，也没流一滴眼泪。

母亲和我到了直，常常成为我父亲小说中的人物。头一篇是《伊和他》，“伊”就是我母亲，“他”就是我；写于1920年8月12，很可能就是故事发生的那天夜里。父亲有时一激动，笔比记者手里的还快，能把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立即化为文字，《五月卅一日急雨中》不就是个例子么？8月12日那天吃过晚饭，母亲抱着我在窗口数天上的星星，忽然飞来一只蜻蜓。我拿握在手中的玻璃镇纸扔出去打蜻蜓。蜻蜓当然没打着，那沉重的玻璃球落下来，打在我母亲的左眼角上。母亲痛得流泪了，把脸埋在我胸前。我吓傻了，双手捧起母亲的脸，看到母亲的眼角又肿又紫，忍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满脸蒙着泪水。母亲吻着我的额角，脸上现出满足的微笑。故事就完了。这也算小说？这个我答不上来。只知道这篇《伊和他》，曾经常被选进国文课本。

还有小说《地动》的那个小主人公，父亲也是比照着我的样儿写的，他说我才两岁半，就每天吃过晚饭缠着他讲故事。他随口编，我听得津津有味，都当成真的。有一天，故事才开了个头，地忽然震动起来，把故事打断了。第二天晚上，我照例摇着他的膝盖，央他“再讲一个”。他说：“好，今天就讲地动：有个地方有一座高塔，高得能碰着云。有一天地动了，动得比昨天历害多了。高塔不停摇晃，倒下来摔成六段。有个匠人看见了，觉得挺可惜，提了一大桶浆糊，把塔一段接一段粘起来。太阳落山，那座高塔又站在老地方了。”我听得出了神，可是不满足，还要父亲“再讲一个”。母亲向着我，也说“再讲一个吧，就讲地动时候的一个小孩”。题目都有了，父亲只好再讲一个。这个故事把我惹哭了，哭得伤心透了。

父亲说：有一天地动，也比昨天厉害，屋里的东西全在地上打起滚来。有个孩子在场上玩，也身不由主打起滚来。他滚过了昆山，滚过了上海，再滚过去就是大海了。海面又平又滑，他滚得格外快了；滚过了大海，滚到了外国，才让一座高墙挡住。这时候来了一个人，看到他躺在墙边，拾起来放在上衣口袋里。那个人回到家里，吃了晚饭，看他的报，写他的信，读他的书，后来解开上衣要睡了。孩子在口袋里大声喊，那个人才想起口袋里还有拾来的孩子，把他取了出来，问他喊个什么。孩子说：“我还没吃饭，我要我的母亲，……”听到这儿，我已经受不住了，眼眶里含满了泪水。父亲还接着往下讲：那个人对孩子说：“你的家远着呐。饭，我给你吃；母亲呢，隔几天再回家去看吧。”

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退到了母亲身边。孩子见不着母亲，这样可怕的事儿，我从来没想过。母亲抱起我，亲着我说：“你的母亲在这里呢！”都没有用，我哭得气都喘不过来了。父亲的故事不得不草草收场，他说：那个人对孩子说：“你要马上回去也可以，先唱一支歌谢谢我。”孩子唱了一支《种田牛》，唱得真好听。那个人拿了一张邮票贴在孩子的额角上，带他到邮局去一寄，邮差当天夜里就把他送到了家。母亲站在大门口等着他哩，把他搂在怀里，娘儿俩都快活得要酥了。

人家娘儿俩快活得酥了，我可抽抽噎噎，还哭个没完。可是尽管伤心成这样，要不是父亲写的《地动》，也不可能留下一丝儿印象。倒是那孩子唱的《种田牛》，我至今还记得。在直，母亲教我唱会了多少支歌呀，至今还能唱全的，数来不满五支了。

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有位老师也许特别爱好我父亲的作品，讲完了课本上的《伊和他》还不过瘾，把《孤独》的头上一大段用蜡纸刻印了，教学之前发给同学一人一份，说是补充读物。那一天，母亲看到了老师发的补充读物，把一本新出版的《线下》拿给我，对我说：“全文在这里呢！自己去看看吧，你小时候就这样蛮不讲理！”我似懂非懂地看了一遍，问：“是父亲写的？”母亲说：“那还有假！”我又问：“那个孩子就是我？”母亲说：“没错。老先生只要你叫他一声，你就不肯；硬夺过他手里的橘子，剥开来就吃。真叫我拿你没办法！”小说写一位孤独的老人，气喘吁吁在寒风中逛荡了一天，也没有谁想到该给他些儿安慰。在回住所之前买了个橘子，只想逗邻居的孩子――就是我唤他一声，这个小小的奢望，结果也落了空。这位老人是谁呢，母亲曾捎带着照料过他的饮水。当时我只顾自责，忘了问。后来，可能已经隔了半个世纪，问过我父亲。他再也想不清楚了。

而我在父亲的《萌芽》中，《伊和他》中，《地动》中，都找到了青年时代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