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鲁迅

在学院批评以外，90年代出现了传媒批评。它与商业联系在一起，出版社、书商都加入这个行列，先炒热话题，然后选材出书。王朔本来是痞子作家，但仍然有严肃的成分。80年代我写过他的肯定文章，王朔代表了北京下层人民的声音，在消解主流话语。后来王朔做电视剧，加入传媒后，不得不迎合市场，就由双面刀变为单面刀，只能去骂知识分子，骂上海人。《渴望》在北京、南京等地大为成功，在上海被抵制，遭到了上海批评家许纪霖等人的严肃批评。王朔的《看上去很美》炒作失败之后，为找回以前的影响，选中金庸开骂。金庸本是报人，在香港无学术地位。97之后想进入中国大陆文化高层，提高自身品味。于是出资炒作，进入北大做客座教授，进入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的院长。王朔与金庸演了一场周瑜打黄盖式的合谋。王朔继续骂下去，就指向了鲁迅。正好《收获》杂志开辟了一个“走近鲁迅”的栏目，王朔的文章《我看鲁迅》就为其中之一。在这份有地位的严肃的纯文学刊物上登载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

今天的年青人与鲁迅当年的真实生活已有距离，责任不在年青人，这是鲁迅研究中出的问题。鲁迅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同的年代被塑造为不同的形象。50年代因为毛泽东的论断，读鲁迅的杂文。文革期间鲁迅成为一个标记。文革之后出现启蒙思潮，反思国民的封建性等。于是抬高了五四时期的鲁迅，批判国民性，淡化了30年代的鲁迅与左联的关系等。90年代，现代性进入后现代，精英转向平民大众，神圣性被消解。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把鲁迅转化为普通人。鲁迅是平凡人，但鲁迅的经历是不平凡的，《狂人日记》、《野草》都是不平凡的作品。

《呐喊》时的鲁迅与社会的对立是抽象的，只是道义上的正义感，生活与思想是二元的，时间一久就会感觉自己虚伪。比如托尔斯泰是贵族，立场是平民大众，他写到后来就感觉自己虚伪，卖掉家产，不仅思想立场，生活处境也追求改变。20年代的鲁迅被章士钊开除，不在教育部为官，成为体制外的人，靠赚稿费为生。《野草》是鲁迅转型期的作品，能不能抛弃原来的生活，《野草》里的很多双重否定反映了鲁迅的矛盾处境。30年代鲁迅完全成为自由撰稿人，生活没有稳定的保障，而且要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再者鲁迅有肺病。在这种条件下，人的心态很容易受影响，易于冲动。鲁迅在晚年与很多好朋友闹僵了，包括他的恩公蔡元培。

这使得鲁迅的后期杂文比较特殊，反映了在重重压力之下，生命在一点点消耗之下的抗争。大多数人在相同的生活处境下只能写一写回忆录，鲁迅则把它升华到美学的境界。

接下去我想谈一下鲁迅的骂人。这是鲁迅杂文中最精彩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有辩论的传统，虽然夹杂了个人恩怨，却要说冠冕堂皇的话。鲁迅则从大原则出发，落实到小事情，捉对厮杀，开创了个人对骂或肉搏战的先例。利用权力消除争论是可耻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此传统。鲁迅写《“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是因为梁实秋失败后，揭露左翼作家与共产党的联系，想借助国民党把左翼作家往死里整。鲁迅与梁实秋的争论本是知识分子的品格问题，落到实处就成为“走狗”的争论。

鲁迅与施蛰存的争论是因为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委员会因施蛰存的建议而起，所以引起鲁迅的反感。

最后我想谈一下鲁迅的性格。鲁迅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有一颗赤子之心，襟怀坦白，心理单纯，行事有孩子气，包括对待他与许广平的爱情。但这种赤子之心又与对社会的深刻认识交糅在一起。

我相信，鲁迅可爱的一面在今后会渐渐被人理解。

后记：

陈思和的讲演游刃有余，生动诙谐，笑声不断。讲演结束后陈思和回答了听众的问题。陈思和认为《故事新编》表达了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会越来越受到重视。李敖原来还可以，但被传媒包装后就有了做秀的成分。王小波有一颗平常心，是90年代的奇观。知识分子应该降到平常人的心态，还回自己的本真。鲁迅的遗言中有“不做空头文学家”的词句，陈思和认为这不是鲁迅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回顾，而是鲁迅对儿子的期望。他看到儿子不是从文的人，不适合把文学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在文学上寄托自己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