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平常心”

《背影》之闻名，其实在平常。也不必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只就是平常，恰如棉布之于绫罗绸葛，柴扉炊烟之于钟鸣鼎食，自然抹去了“为文造情”多有的刻意造作之痕。按说，这样的取材细微、速写简易，最难见奥妙，但作者无意雕琢经营自己的感受，就让它吐露又何妨!有几分悲凉寥落，有几分温暖惆怅，像是有什么，又像是没有什么“父亲蹒跚远去了”，在父与子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一切很简单又很复杂地凝聚着“天涯沦落共此间”的感情，原是人人皆可体味而又体味不尽的。朦胧的启示也许就在这里自然和灵魂在其中启示了自身。启示什么并不须指点，它的召唤力正在于永远为非强迫的响应留有余地。

在50年代，关于《背影》曾发生过是否宣扬小资产阶级感情以及应否再把它选入教材的讨论。恐怕后来连这样的讨论也不需要了。然而即令在“无情”的时代气氛里，仍有不少人悄悄留连于这种寓温润于朴素的文字，好像在沙漠中邂逅绿泽、水泉。许多人，包括隔代陌生的人，或许也在性情上响应过朱自清，无缘耳提面命，多在亲切的影响。他为人为文的“平常”沟通着人世间疏离的感情。

非常之文，非常之事，世上有，但多不在强求，强求易燥，燥则易折。《论语》上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者常抱非常之情意，狷者多守持平常心，差不多是这意思。在孔夫子看，狂狷是要互补着才好。朱自清算不上强者，性格的收敛或许注定了理想的不能圆满、注定了低调的人生，只能于有所不为中有所为。这倒也落得难在身后有一本不平淡的传记，或者说正像他的文章、生业都缺少非常的主题材料。然而平常之于他，未始不难。所以好多年，他常在寂寞困愁里，一首《盛年自怀》写着：“前尘项背遥难忘，当世权衡苦太苛。剩欲向人贾余勇，漫将顽石自蹉磨。”

五四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不能不各自须寻各自门。在“蹉磨”中做着，努力着，这是朱自清选择和实践的一路。同好的还有叶圣陶、夏尊、丰子恺、刘半农、郑振铎、闻一多、俞平伯、宗白华、沈从文诸位，大致相知相沫，服务于教育、文学、出版，可以说，偏于文化学术园地的耕耘。朱自清更是在中学和大学的教坛上鞠躬尽瘁而殁。在当时，恐怕很难评价这种节制、淡泊的人世态度。然而朱先生的定力在于此，文化和人格理想也在于此。我们读其遗文，想其为人，可知他如何以踏实、持正、勤勉、厚容的质料来铺这条路。人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又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不媚不亢的态度投入这时代。如此，朱自清大约寄怀于顾亭林的精神“自今以往当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即在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躬行着“博学于文”和“行已有耻”，一面不苟且遁世，一面又“明其道而不急其功”，当然算不上时代的先锋，却也在路上留了些深深浅浅的脚印。这更像任着一种“牛轭精神”，苦乐皆在其间。这种精神落实到文化学术上，其益处大概仍在“为非强迫的响应留有余地”。比如我们注意到在治学上取一种不武断的态度，既非“信古”又非“疑古”的“释古”取向，都同不求甚解而好言语道断的风气不相同的。

从一种望而崇高的政治意识和使命感去判断，朱自清所选择的路并非一条大道，甚至在多为慷慨激昂之气所弥漫的年代，连他本人也要惋叹走着一条“死路”，在当时和嗣后，人多以为无望。但他又不肯自弃，因为他实在是以教育和学术的传播为自己的生命了。其实，世界上原本是没有路的，或者他因为承认了一己的有限，便在这有限里来燃尽了自己。

如果以朱自清的状态来看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不论一时的兴衰，大概可以承认他们的选择本来是很有限的。多少年，读书人常在考虑进退的问题、“独善”和“兼济”的问题“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选择的矛盾联系着身心的忧乐穷达。这似乎难以正确或错误、积极或消极的尺子来作简单衡量。长话短说，一个平常的耕耘者比建功立业的斗士可能要显得缺乏意志与热情。然而情愿放弃担当主要角色的机会，情愿承受寂寞而耽于一种心灵的跋涉，比如自处于学术之角，亦未必不充实，不能有卓然的奉献。尽管这体现为一种退避、妥协，甚至是无可奈何的，且常与人生的问疑为伴何来何往，生兮死兮，颇以诱惑纠缠为苦。

(节自《读书》1989年第11期，舒禾《尚在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