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与托尔斯泰

前北大英文系教授辜鸿铭知识渊博，学贯中西，身上具有许多矛盾的现象。他既精通多种外文，又深谙西方文化，对之颇有感情；却信守儒家道德，坚持中国传统文化。身为近代的名牌大学教授，却在民国以后仍拖着稀疏小辫子，穿长袍马褂，甚至提倡纳妾。世称其为京城一景，或誉之曰“文化怪杰”。

辜氏的“怪癖”

自然遭到非议，不过他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他不但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学与文化，而且由于亲历了西方社会列强的混战，看出西方文化的弊病，因而更感到中国文化的伟大，故而极力向西方推荐中国文化。他游学西方时就以多种外文写作，在海外出版多种著作，认真宣传和弘扬中国文化，其著述早就为世界所新推崇。

正是出于此种意向，他想到了具有深厚人道主义思想的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主动向后者赠书，把自己用英文写的《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和《尊王篇》两本书，通过俄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勃罗江斯基转递，送交托尔斯泰。

辜氏题赠的两本书如今仍珍藏在莫斯科以南200公里外托尔斯泰庄园的藏书室里。其内容恰恰是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优越和批评西方文化的弊端。《当今……》那本书从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观念出发，从东西方两种生活方式、两种文化的冲突来解释战争的起因，进而谴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尊王篇》则介绍中国传统的政权观念和改良派的新思想，宣扬君主主义。

赠书在1906年3月送出，是年托翁78岁。他接书后的欣喜之情是不言而喻的，便很快作出反应。先是请秘书复信致谢，并让好友切尔特科夫把他在国外出版的违禁作品邮寄回赠辜氏。后又于同年9、10月间亲自写了一封公开的复信，题为《致一个中国人的信》，先后用德文和法文发表在德国的《新自由报》和法国的《欧罗巴邮报》上，在欧、亚两洲引起反响。同时印出俄文版单行本。这封信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后来已收入《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第36卷），曾于1911年译成中文，登在我国的《东方杂志》（元月号）上。

那封近万言的长信开头是这样的：

“我收到您（指辜氏）的书，并怀着极大的兴趣将其读完，特别是《尊王篇》。”

接着便表达了托翁对中国的一往情深：

“中国人民的生活，过去一向令我极为关注。我曾经尽力去了解我所能了解的中国生活里的事物，尤其是中国的宗教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及其注疏。我也看过中国的佛经和欧洲人写的有关中国的书。近来，在欧洲人，其中很大程度上是俄国人对中国施行了那些暴行之后，中国人的一般情绪，当时和现在都令我特别关注。”

看来，正是基于对列强侵华的强烈愤慨，使得托翁和辜氏有了共同的感情，才能很快亲近起来，以致初次的文字之交竟像是知友之间诚挚的谈心。托尔斯泰晚年以坚决放弃贵族特权、坚定不移走“平民化”的道路、反对侵略和压迫、反对不义的战争著称，尤其同情中国遭受列强凌辱的命运。如此高尚的人格恰恰为辜鸿铭所敬重。在莫斯科托尔斯泰博物馆里，有一份辜氏签名的贺词，即是明证。贺词里写道：

“今日我同人会集，恭祝笃斯推（按：即托尔斯泰的早期中译名）先生八秩寿辰。窃惟先生当代文章泰斗，以一片丹忱，维持世道人心，欲使天下同归于正道，钦佩曷深……此真千载一时之会也，同人不敏，有厚望焉，是为祝。”

这是1908年9月9日（俄历8月28日）托翁80华诞时，包括辜氏在内的一些中外人士在上海集会庆祝，向托翁致送的祝词，用中、英、法三种文字写成。从中可以看出辜氏（及以他为代表的文化人士）是敬重于托翁的，首先是作为“当代文章泰斗”，还有那“维持世道人心，欲使天下同归于正道的”“一片丹忱”，也即维护正义和人道主义的赤诚之心。

反过来，托翁的回信中看重辜氏的，也是后者反对列强侵略、批判西方文化的大无畏精神。当然从中也透露出托翁赞同辜氏维护君主主义思想，及其反对中国走“西方化”道路的主张。

不过，对于中国今后的走向，两人的观点似不相同。托翁向辜氏的说教是：

“只要中国人继续像他们过去一样，过着和平的、热爱劳动的和从事农耕的生活，在行为上遵循他们的三种宗教：儒教、道教、佛教的教义（三者是一致的，都是要摆脱一切人的权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忍让、爱——人及一切生灵），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便会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

而辜氏则摈弃托翁“不抗恶”和“忍让”的说教，坚持要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即发扬“国粹”，以战胜西方列强的邪恶。即如托翁已感到的那种抗争的气魄：“从您的书中看到了中国表现出战斗的精神、用武力抗击欧洲民族所施加于它的暴行之愿望。”

据我们多年的教学生涯所知，辜氏也是中国人当中最早直接向托翁表达了不同于后者的说教，指出反抗才有出路之见解的。是故托翁看了辜著之后才直言自己是“现在怀着恐惧和忧虑的心情听到并从您（辜）的书中看到”这种精神，担心“如果中国人真是失去了忍耐……那就很可怕了”。

自然，两人不同的主张中也反映了两国之间、两种文化传统的异同。

辜鸿铭卒于1928年。他同托尔斯泰的文字交往已经成为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