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的梅花情结

寒凝大地，傲梅飘香，又到国人赏梅时。赏梅时节咏梅花，乃中国历代文人之雅事。窃以为，宋人的咏梅作品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梅花情结。

享有“花之魁”称誉的梅花，并非因俏艳走红，而是以其独特的韵致和格调居高。咏梅之要，贵在咏其“格”而歌其“韵”。宋人懂得在这个关键点上下功夫，因有光前裕后之建树。

众所周知的有那位卜居西湖的林和靖处士，他的一联“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有如石破天惊，为两宋以来的诗坛所倾倒，成了遗响千古的梅花绝唱，以致于“疏影”、“暗香”二词还成了后人填写梅词的调名。南宋诗人王十朋甚至断言：“暗香和月入佳句，压尽千古无侍才。”何以反响如此之大呢？盖因以“疏影”、“暗香”写梅，形神兼备，曲尽梅之风姿；又以水、月陪衬，更能凸现梅花耐孤寂寒冷，不趋时附势的高贵品格。

以梅喻己，是宋人梅花诗词在思想内容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苏东坡批评诗友王曼卿不懂得“梅格”，他以神来之笔写出了红梅的“风流标格”：“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枝。”（《定风波·红梅》）是说即使红梅偶露红妆，光采照人，但仍保留着斗雪凌霜的孤傲瘦劲的本性。这实际上是词人自我品格的生动写照。南宋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人，他们都是力主抗金的爱国志士，有共同的政治抱负，也都爱以梅花的标格比拟自己。

陆游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卜算子·咏梅》）是在以梅花的劲节自比。陈亮《浪淘沙·梅》一词中有“墙外红尘飞不到，彻骨清寒”之句，乃以梅花的清高自比。辛弃疾喟叹“更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临江仙·探梅》）则以梅花冰肌玉骨的仪态自诩。

文载道，诗言志，原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不少宋代文人却因此而惨遭不幸。轰动一时的“落梅诗案”就是令人深感酸楚的一例。南宋刘克庄所写的《落梅》诗，因其中有“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之句，被言官李知孝等人指控为“讪谤当国”，一再被黜，坐废十年。诗人对此深感不平，他后来写了“梦得因桃数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与柳，却被梅花误十年”等诗词，强烈地发泄了他那难以抑制的愤懑。这位正直孤高的诗人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反而从此更饱含深情地咏梅，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所写咏梅诗词达130余首，痛快淋漓地展露了他的铮铮铁骨和高洁品格。

宋人的恋梅之风，蔚成时代大潮，并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植梅、赏梅、画梅、写梅的趣闻佳话。“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陆游的这句名诗，可视为宋人爱梅心态的生动写照。在这股强大的热潮推动下，宋代的诗人词客大多有多首梅花诗词存世。如陈亮有梅词9首，苏轼有梅诗50余首，更有那位堪称“咏梅专业户”的张道洽，一生写梅诗300多首，且“篇有意，句有韵”（元代诗人方回赞语），被传为咏梅史上的佳话。据载，南宋初有个叫黄大舆的，搜集诸咏家梅词400多阙，辑为《梅苑》词集，可见当时风气之盛。而建炎以后，词家填写的梅词就更多了。

咏家蜂起，名流加盟，诗词并茂，量多质好，可视为两宋咏梅热中的亮点。从深层看，一种时代风尚的形成，总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唐人尚牡丹，宋人偏梅花，看似时尚的差异，实则折射着唐的辉煌与宋的贫弱。盛唐时期的中国，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富而民安，故象征着华美富贵的牡丹便走进了人们的审美视野，从而催生出“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诗句）的时尚盛况来。与唐相比，宋是一个积弱积贫的王朝，开国伊始就处在外强的凌辱之下，南京以后，更是江河日下，风雨飘摇。于是，长期生活在内忧外患中的敏感的文化人，便对坚贞不屈、孤傲自洁的梅花产生了日趋浓烈的钦佩感，把她视为抒怀咏志的最佳对象。如果说生活在南宋中前期的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人，他们以梅花的标格比拟自己，意在表现抗金图存的爱国之志的话；那么到了南宋末年宋亡已成定局的情势下，大多正直文人的咏梅之作，则是在表达他们学梅花洁身自好，宁当亡宋遗民也不愿委身事元的悲苦无奈的心态。正因为有这样多难多变的社会背景，宋代文人才生发出化不开的梅花情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