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创作

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延安诗坛上，何其芳是最早奔赴延安的诗人之一。这位早在来延安以前就以他婉约幽渺的诗风而倾倒无数青年男女的汉园诗人，在抗日战争的炮火硝烟里，走出精美细致的唯美主义的艺术之塔，来到了当时进步青年心中的圣地延安。延安军民热诚的抗日激情和延安清新自由的民主气息，使这位习惯了在黑夜里歌唱着心灵忧伤的多情敏感的诗人，一扫冷艳哀凄的梦幻色调，用他那敏感的心灵和优美的笔触，奏响了礼赞民族解放历程的琴音。

何其芳抗战前的诗歌大多收入1945年2月出版的早期代表作《预言》集中。《预言》所表现的是诗人幽怨、寂寞、烦忧的情绪。其基本倾向和卞之琳诗歌的细腻敏锐一样，“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继《预言》之后，何其芳又出版了《画梦录》、《刻意集》、《还乡杂记》三个散文集。这三个散文集与《预言》在思想内容上的基调基本一致，“由于生活的空虚，思想的忧郁，因而多偏于艺术上的琢磨。一篇又一篇，就像绘制得很精美的图案，其中有调合的色彩，精练的语言，有带着涩酸味的闪光的哲理，有诗一般撩人心弦的抒情”。因此，尽管何其芳的这三个散文集的情感内容不是来自那个时代火热的斗争生活，而是来自那些僻静的、孤独的自我心灵的颤动。但是，由于何其芳把“小资产阶级的感伤情调，交融于精致的抒情画面之中，使他那些散文闪烁着一种诱人的光彩，它们在当时和后来，曾使一些与作者有类似生活经历、类似思想倾向的青年读者所沉醉过”。

1938年8月，何其芳和沙汀、卞之琳一道，穿过道道封锁线，来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接见，稍后便到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11月，何其芳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4月，何其芳曾经跟随贺龙将军过黄河到晋西北和冀中敌后接受战火洗礼。回到延安后，何其芳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1942年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1944年至1947年间，何其芳先后两次被派往重庆做思想文化和统一战线工作，并担任党的四川省省委委员、宣传副部长和《新华日报》副社长等职。

在延安的九年的工作学习和写作生活中，何其芳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收获。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和散文创作，均收录在1945年出版的诗集《夜歌》和散文集《星火集》中。从这两部诗歌和散文集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何其芳的心灵流变历程。

一、延安诗作的思想追求：与时代和革命斗争紧密相联，与祖国和民族命运息息相通，积极为抗战服务，歌颂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和延安自由民主的新现实，并唱出了自己走向进步的心灵历程。

1 揭露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罪行，颂扬投身抗战的英雄军民，塑造中华民族的战斗风貌。

2 讴歌生机勃勃的青春，礼赞崭新芳芬的生活，颂扬艰苦卓绝的革命。

何其芳是一位敏感多情的、对生活充满理想热忱的诗人。在延安，他把满腔热情奉献给活跃在抗战前沿的青年人。《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就是他为青年们用抒情的琴弦弹奏的青春晨曲。在何其芳的眼里，青年是“早晨”，早晨是生机盎然，青年是“希望”，理想寄托在他们的身上，青年是“未来的事物”，那里有理想中的光辉现实，青年是“正在生长的力量”，展示出灿烂的前途。诗人讴歌青春和理想、未来和前途，渴望引起“少男少女们”的积极呼应和共鸣。“我的歌啊，／你飞吧，／飞到年轻人的心中／去找你停留的地方。”诗人和年轻人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这是琴弦的轻弹，心弦的共鸣。那“快乐”和“好的思想”又化为琴声和心曲，像一阵微风、一片阳光，向四面八方传播飞翔。于是，“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

3 率真地表现新旧思想感情的内心交战，形象地展示知识分子曲折进步的心灵历程。

二、崭新的艺术风格：从《预言》的绮丽、雕饰和委婉走向《夜歌》的朴素、明朗和自然。

在延安，新鲜生动的生活和自由进步的社会氛围，不但改变着何其芳的个体生命的价值观念，使他将自己的个性生命溶入到为民族解放而战的集体主义的洪流里去，而且也赋予了他诗歌艺术以新的生命。

1 以直接抒情的方式为主体，真挚地倾吐内心感受，直率地坦露爱与憎、快乐与忧郁、追求与向往，借助情绪的对应意象抒发激情。

2 突破格律和音韵的束缚，以情感抒发和意境创造需要为旨归，以散文化的诗歌形式，抒写自由的心灵的歌声。

3 诗歌语言的口语化的追求，架起把诗歌引向人民大众的艺术之桥，使诗歌更加贴近人民，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精神食粮，成为激励人民的战斗号角。

(节选自《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3期作者：王琪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