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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