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为什么会成为武圣

关羽的一生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他的一次投降和一次不降，有意思的是，这两次截然不同的选择都被后人成为“义”，从这里可以探究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深奥之处。

读到一篇《关公：中国百姓最后的精神偶像——漫议关羽从人到神的嬗变》，洋洋洒洒三四千字，讲了老百姓需要一个精神偶像，讲了统治阶级对偶像的利用，但就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没有讲明，为什么是关羽而不是别人成为了“武圣”这个偶像，百姓和文人想象力的最初根据是什么？

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关羽自身其实并不完美，他的目空一切，刚愎自用，目光短浅，心地褊狭。勋业也十分寻常，作为山西解良区区一介贩夫走卒，遭逢乱世，际会风云，与那个以”复兴汉室“为号召的刘备相识，在那群雄逐鹿之时，同甘共苦，南北转战，最终作了一个刘备自封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蜀汉“前将军”和“汉寿亭侯”；终其一生，除了与刘备一起经历了无数艰难困顿，颠沛流离之外，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蜀国主将，他平生的战绩也只有建安24年樊城之役降于禁擒庞德那一次最为辉煌，即便是这次胜利，某种意义上也得益于一场大水的帮助。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关羽并未给人们留下什么深刻美好的印象，关羽头上开始亮出“神”的光环并被多数人多接受，大约发生在北宋时期，关于这一点，当时的《三国志平话》以及类似的民间传说野史之中可以寻到踪迹。孙昌宇的文章中提到，如果从史籍上去追根溯源，有一句话才是后来的人们神化关羽时借以生发和附会的重要史乘依据。北宋学者司马光在他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里，赫然用了十分醒目的一段文字，他写道：“……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孙昌宇认为是“威震华夏”的评语使后来一些喜好穿凿附会借题发挥的人们便以此为依据，把关羽“树”成了顶天立地叱宅风云的大英雄。我认为，这最多是人们开始神化关羽的一个表现，而决非最初依据和原因。那北宋时期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和背景使关羽被神化的呢？

北宋时期，伴随着欧阳修在文学上提出古文运动的同时，在思想界，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运动，这一时期的儒学被称为新儒学或宋明理学。关羽形象的主要塑造者罗贯中主要是受宋明理学影响的，宋明理学是儒家在特定时代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儒家观念中，“义”是由“仁”生发出的第二序的理念。仁的本义为通（训“麻木不仁”），理念意义为个人与他人、进而与天地万物通为一体，感同身受，由此而生发出爱人、恻隐诸涵义。“义”，孟子说，“义者，宜也”，义是仁的理念向个人责任之落实，是个人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根据具体情况来实践仁的一些相对具体的道德行为准则。仁是通一不二的，义就分化出诸多道德条目，忠、孝皆是“义”的具体形式。

在“义”的层面，由于针对不同对象各有要求，便会产生道德冲突。当发生冲突时，便要根据仁来调适，这时才显示出“义”的本真涵义，仁在明代王阳明哲学中被训为良知，是更加个人化和切近化了。古人常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语，是讲，这时必须要个人作出抉择，本于真正的“仁”在发生道德冲突时作出抉择便是真正的“义”，大义。

下面我们看关羽第一次的“降”。关羽在下邳附近为曹操大军围困。演义中借张辽之口说关羽若不投降而战死的话将有三罪：“当初刘使君与兄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使君方败，而兄即战死，倘使君复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复得，岂不负当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刘使君以家眷付托于兄，兄今战死，二夫人无所依赖，负却使君依托之重。其罪二也。兄武艺超群，兼通经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汉室，徒欲赴汤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为义？其罪三也。”并说暂时投降有三便：“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园之约，三者可留有用之身。”在这个背景下，关羽提出三约，才有了后来“身在曹营心在汉”和“千里寻兄”的所谓义举。

如果投降都说“身在曹营心在汉”“留有用之身”的话，一切的投降便成为正当的了。事实上，历史上许多的投降都是不被原谅的，比如李陵。李陵自提5000步卒，深入大漠，与匈奴主力8万血战，重创单于，道穷矢尽，陷围无救。不得已而出降（当时“降”为俘非叛）。可以说李陵其降，非为怕死，乃思有以报汉耳。但李陵之降，不仅汉武帝不能原谅他，而且数千年来骂声不绝。那么，关羽的投降与李陵有和区别？

其实是有区别的。匈奴与汉不仅异国，而且异族，在但是来讲，是完全敌对的势力。但曹操与刘备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曹刘都是汉的臣子，曹操为汉丞相，以朝廷的名义行征伐。曹操是否有不臣之心我们先不论，至少当时曹操并没有反叛汉室之实际行动，关羽之降是“降汉不降曹”。当时关羽心里实际上怎样想并不重要，但因为曹操打着朝廷的旗号，而且事实上关羽后来又投奔了刘备，后人就完全可以把关羽的行为解释为“降汉不降曹”。而且即便是降曹，曹操与刘备在当时的割据混战中也是分合无常，随时有可能因为情况的变化而成为朋友的，这也正是后来曹操不杀关羽并允许关羽千里寻兄的一个重要因素。关羽的这次“投降”是在不违背国家民族大义的前提下成就了兄弟之义。

我们再看关羽第二次的“不降”。关羽镇守荆州时，刘备已正式建立蜀汉，蜀汉与东吴和曹魏之间是敌对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关羽不仅是作为刘备的义弟镇守荆州，而且是作为蜀汉重臣，被交之以国家重任。面对诸葛瑾的劝降，关公的回答是：“安肯背义投敌国乎？”这时刘备已自立为汉皇帝，以汉之正统自居，此时，任何不归顺刘备而与之对抗的势力便都是“汉贼”，况且，关羽作为蜀汉重臣，没有完成所交付的国家重任，丢了荆州，即使能够再回到蜀汉，如果不自领一死，就会让刘备背上“因私废公”的不义之名，事实上，以刘备的枭雄风格，肯定也会演一出“挥泪斩义弟”的好戏。作为战败的英雄，关羽已是不得不死。关羽心里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选择死，而不是降。在后人眼中，这一死不仅是成就了国家大义，也是成就了兄弟之义。

正是关羽这一降一死的两次截然不同的选择能够最好地阐释儒家“义”的内涵，所以是关羽而不是别人被塑造成了“武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