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救药”的学生

查理·罗伯特·达尔文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他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达尔文从一个智力平庸的孩子成长为举世闻名的杰出学者，从一个神学院的青年学生转变为推翻“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的进化论创始人，这些成就是在和各种艰难困苦、狂风恶浪、特别是在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取得的。他既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诞生在英国西部塞文河畔的希鲁兹伯里小镇上。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祖父是一位名诗人、医生、博物学家。母亲是一位有名的陶工的女儿。达尔文8岁时，在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母亲病逝了。他被送进当地一所私立小学，教员只有一名牧师，教材就是《圣经》。达尔文不爱听《圣经》，却喜欢看《鲁滨逊飘流记》、《世界奇观》等儿童读物，喜欢收集各种植物、贝壳、化石等标本，显露出对博物学的浓厚兴趣。后来他又被送进一所中学，在中学读书时，他很喜欢荷马、贺拉斯、莎士比亚、拜仑、雪莱等诗人。他读这些诗人的诗篇感到有“无限的乐趣”，尤其喜爱雪莱的作品。当时，雪莱是英国、欧洲、乃至全世界最进步的革命诗人。达尔文天天埋头阅读和背诵雪莱的诗篇，竟遭到负责全校学生宗教事务的教士的凶狠指责。有一次，他教训达尔文说：“雪莱是一个不信上帝、不敬国王、不爱祖国、诽谤政府、煽动造反的狂人！是疯子！如果在16世纪，他一定会像布鲁诺一样被活活烧死！对你来说，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并威吓说：“你要是坚持错误，我就向校长建议，把你开除！”

面对“开除”的威胁，达尔文根本不放在心上，因为他早已对这所学校死板、陈旧的教学方法不满，甚至想要自动离校。教士关于开除达尔文的建议，被校长巴特勒否定了。

达尔文并不满足于抄写和背诵一些诗歌。他从小就酷爱自然科学，喜欢思考。他不喜欢一潭死水般的学校生活，便走出校门，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他几何学。他还怀着极大兴趣阅读了不少自然科学著作，特别是吉尔伯特·怀特的《自然史和赛尔波恩地区的考古研究》使他对观察鸟类习性发生了极大兴趣，促使他对附近各种鸟类进行详细观察，并作了记录。达尔文的这些正当兴趣和爱好，非但没能得到应有的支持和鼓励，却被他父亲和巴特勒视为游手好闲，浪费时间，不务正业，认为他“是一个平庸的孩子，远在普通的智力水平之下。”

当达尔文中学即将毕业时，他的哥哥正在钻研化学。兄弟二人在父亲花园的工具棚里布置了一间“实验室”，经常在这里做些化学实验。为此，又遭到巴特勒校长的严厉训斥，尽管达尔文再三解释，但无济于事。不久，巴特勒又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教训达尔文，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学生。

达尔文在学校里受到校长当众点名批评的事，很快传到父亲那里，父亲非常生气，决定把他送到爱丁堡大学，跟哥哥一起学习医学。

1825年10月，达尔文按照父亲的意愿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开始，他对爱丁堡大学充满了幻想，希望好好学习。将来能像他祖父那样，既精通医学又懂得生物学。可是，这一幻想不久就破灭了。当时，他学的几门课，除了托马斯·霍普教授的化学课讲得比较生动，其他的课全都讲得枯燥乏味。许多教师“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严重束缚了学生的思想发展。再有，他上爱丁堡大学后，亲眼看到一些病人在经过治疗以后，仍然痛苦地死去了，而医生却在一旁束手无策；甚者，医院竟把许多交不起医疗费的病人推出门外。对此，他不理解医学为什么不能减轻病人的痛苦；更不明白医学这样崇高的职业，为什么也被金钱所左右。达尔文上大学二年级时，进过一次解剖室，解剖台上陈放的尸体虽经处理，仍旧发出难闻的气味，使他恶心不止。当他知道这些尸体都是在爱丁堡济贫院度过余生的穷人时，就再也无法忍受了。此后，他对学医渐渐地动摇了。

大学斯间，达尔文结识了高年级学生罗伯特·格兰特和约翰·科尔斯特里姆。他们都对医学不感兴趣，却热衷于水生生物的研究。所以经常到海边采集海生动物标本，并且和这一带的渔民交上了朋友，有时，还登上渔船帮助捕捞鱼虾和牡蛎。这些有趣的活动，使他童年时代对生物学的热情复活了。这期间，由于他对生物学的高度热情和认真态度，居然在简陋的显微镜下发现了前人的两个错误：一是板枝介的幼虫，被前人误认为是借着鞭毛独立运动的板枝介卵了；另一是海蛭的卵衣，被前人误认为是墨角藻幼年期的球状体了。他把这两项发现写成了科学论文，初步显示出在生物学研究方面的才华。由此，他正式当选为“普林尼学会”（这是爱丁堡大学一个主要研究自然科学的学生组织）的书记。同学们的好评，朋友们的鼓励，使达尔文研究生物学的热情更高了。

1827年秋天，达尔文回到家里。年逾花甲的父亲就要退休了。看到小儿子不想学医，却热衷于打猎和采集标本，原来打算让他继承自己事业的计划不能实现了，不由得恼怒万分，他决定送达尔文去剑桥大学学习神学。达尔文对父亲的这个决定感到非常突然，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但遭到拒绝。达尔文找到舅舅乔赛亚帮助拿主意。舅舅耐心地开导他：“学好神学，当上了牧师，你对生物学的爱好还是可以坚持下去的。比如哥白尼、布鲁诺、康帕内拉、牛顿，还有剑桥大学教授塞奇威克都学习过、研究过神学，有的还担任过圣职。不过我希望你像哥白尼、布鲁诺和康帕内拉那样，从神学走向科学；而不是像牛顿那样，从科学走向神学。”达尔文听说哥白尼、布鲁诺等伟人都学过神学，而且从神学走向了科学，心想自己也可以走这条路。

1828年1月，达尔文正式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达尔文虽然从小热爱文学和科学，对神学没有什么兴趣，但他毕竟还是个阅历不深、知识不多的青年，加上无孔不入的神学势力的影响，一度又产生了做个乡村牧师的想法。他认真地阅读了约翰·皮尔逊的《论教义》，佩利的《基督教教义证验论》、《自然神学》等神学著作。由于学习努力，在神学考试中竟然成绩优良，名列前茅。这个经历，不仅给它以后的科学生涯蒙上了阴影，也是他不能成为彻底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者的重要原因。

天长日久，神学院的那种单调枯燥的学习内容，以及一日三次、天天重复的祷告仪式使他越来越厌烦。于是，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阅读自然科学书籍以及到野外采集标本的活动上，对神学的兴趣又日趋淡薄了。

达尔文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几年里，学习神学浪费了他许多宝贵时间，然而，在此期间也发生了对他“整个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件事”，这就是结识了亨斯洛教授。

亨斯洛是剑桥大学著名的矿物学和植物学教授。达尔文自从结识了亨斯洛教授，他对科学的热情便再次迸发出来。他经常参加亨斯洛教授家里的每周聚会，通过聚会，又结识了许多学者、专家和知名人士。不久，达尔文选修了亨斯洛教授的植物学课，亨斯洛教授经常带着学生去近郊采集标本，每学期还要长途步行到某种稀有植物的产地去采集标本，他把整个大自然当作课堂，把旅途中接触到的每一种新奇的动植物和每一块有特点的地层都当成教材，生动地向学生传授知识。事实表明：正是亨斯洛这样的“伯乐”，发现和培养了有志向、有才华的达尔文，使他成为伟大的科学家。

1831年夏天，达尔文经亨斯洛教授介绍，跟随塞奇威克教授去北威尔士，考察那里的古岩层。这次旅行使他学会了发掘和鉴定化石，掌握了如何理解一个地方的地质的科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