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射来的子弹——列宁遇刺始末

深夜，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柯兹洛夫斯基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当时责成他对刺杀列宁的凶手进行第一次审讯。

女刺客名叫范尼·卡普兰，35岁，社会革命党党员。她向列宁开枪后，便随着混乱的人群一起跑出工厂的大门。人们跑着，一片混乱，谁也不知道向列宁开枪的人在什么地方，甚至不知道她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但行刺时呆在院子里的一些小孩却看清了刺客的面貌，他们一边蜂拥追赶着卡普兰一边喊道：“就是她!就是她!”

一阵混乱过后，人们开始寻找刺客，米赫里逊工厂的一个工人终于抓住了卡普兰，愤怒的人们恨不得把她碎尸万段，后来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她送到了肃反委员会。

8月30日深夜，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第一次发表了列宁被刺的公报。由斯维尔德洛夫签署的这个公报说：“工人阶级应当更进一步加强它的力量，并对一切革命的敌人采取无情的群众恐怖行动来回答对领袖生命的谋害。”9月2日，斯维尔德洛夫在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发表演说之后，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实行群众性的红色恐怖”的决议。

遇刺两天后，列宁的状况开始好转。医生们对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诊，为此甚至专门运来了一台手提式x光机。一位参加会诊的医生对邦契一布鲁耶维奇说：“只有交好运的人，才能在遭受这样伤势之后免除一死。他会活着，危险期已经过去了。是怎样过去的，原因是什么，我说不清楚。这里面真是莫名其妙，不可思议。毫无疑问，伤势是十分危险的，这种情形我未曾见过，也未曾听说过。”

情况日渐好转，列宁可以会见他的最亲密的战友和听他的家人为他读报了。他的两眼又放射出深邃而严肃的光彩。总是微眯着的左眼闪动着激奋、快活和想知道一切的神情。他的脸上呈现出美好的一刹间的微笑，令人突然觉得他恢复了活力，感觉他全身又充满了深刻的创造性的思维。

过了一些日子，列宁穿上衣服，被允许离开床铺坐到沙发上。在沙发上他认真地读起报来，亲自审阅特别重要的文件和电报，针对一些急件作了口头指示。

又过了许多日子，列宁按照医生的嘱咐，可以在克里姆林宫内散步了。当时，俄国国内外盛传列宁死去的谣言，邦契一布鲁耶维奇决定在列宁本人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为列宁拍摄纪录片进行放映。因为列宁一贯讨厌过分地宣传自己，他不会同意为他拍照。摄影师门隐蔽在列宁散步时必经的路上，从各个角度拍下了列宁散步时的镜头。但是，列宁发现了偷偷地跑来跑去寻找最佳角度的摄影师，于是邦契一布鲁耶维奇只好向列宁解释。当列宁得知拍摄影片是给工人看，以便粉碎敌人的谣言的时候，才允许继续拍照。于是摄影师们便从四面八方走了出来，公开地进行拍摄。

半个月后，列宁向医生表示，他不希望再继续病休，而希望工作。他感到寂寞，他这样无所事事比有病更坏。在人民委员会那里，“空气本身”都有助于医治他的病。

在列宁负伤治疗休养期间，人民委员会每天都召开会议处理各种事务，会议由当时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斯维尔德洛夫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李可夫轮流主持。自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人民委员会还是第一次在其主席缺席的情况下工作。最初，人民委员们显然感到困惑不安，他们不习惯在列宁不在场的情况下开会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但是，人们必须面对现实，人民委员会必须对当前的现实要求作出回答。会议照常进行，议程在有条不紊地实施，决议在经过仔细、慎重地讨论后更为周全，国家机器在其领袖缺席的情况下在正常的运转。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盼望列宁回到人民委员会来。9月17日，列宁带着尚未复原的身体出席了人民委员会会议。他准时来到了会议厅，如同往常一样，迈着急促、然而略微减慢了的步伐走到他的主席座位上。参加会议的全体人民委员、他的副手、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早已到齐，他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屏住呼吸，举目注视着列宁，不久前他还处于死亡的边缘。

列宁以低而微弱的声音宣布了会议的议事日程。第一个要求发言的是李可夫，他表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请求把他的报告从议程上撤消，改在两次会议之后待全部资料汇集齐全之后进行。

列宁带有责备意味地摇摇头，随后便交付表决。他可能已经猜到，这是同志们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在故意缩短会议的议程。

第二个议程，报告人没有来，只好开始讨论第三个议程。这个议程用了不到10分钟，随后又听取了一些情况，非常巧妙地、圆满地结束了会议。这次在苏维埃历史上并非十分重要但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历时25分钟就结束了。同志们团团围住列宁。列宁也像往常一样，亲切和蔼地同大家交谈，然后安详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一个星期以后，人民委员会又像以往那样开始办公了。列宁经常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或在桌旁踱来踱去。自从左臂上的绷带安全拿掉之后，他就用这只胳膊做些轻微的活动，尽力用左手从后背去摸右肩胛骨，并经常、准确而有规律地做这种动作。

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发生的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刺杀列宁的凶手卡普兰被带到莫斯科卢比扬卡街肃反委员会的大楼两天之后，又被带到克里姆林宫，关押在一个半地下室的房间里。9月3日，肃反委员会的领导之一瓦尔拉·阿瓦涅索夫把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利科夫叫去，向他出示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枪毙卡普兰。判决由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利科夫执行。”

1958年，马利科夫在自己回忆录中写道：

“枪毙一个人，特别是枪毙一个女人，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是一项困难的、非常困难的任务。但是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执行过如此正义的判决。

‘什么时间执行？’我简短地问阿瓦涅索夫。

‘今天执行，立即执行。’

现在流传着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谎言和无稽之谈，说什么卡普兰还活着，说什么列宁在最后一分钟撤消了判决。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目击者’，他们一会儿在布特尔‘见到了’卡普兰，一会儿又在索洛夫卡‘见到了’卡普兰，一会儿在沃尔库特‘见到了’卡普兰，一会儿又在连我也不知道的什么地方‘见到了’卡普兰。这些谎言是由人们的一种庸俗的愿望产生的，他们想把列宁说成是一个善良的、仁慈的、能够宽恕敌人罪恶的人。决没有这样的事！……对卡普兰的判决，谁也没有撤消。1918年9月3日执行了判决。执行这个判决的就是我——共产党员、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长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马利科夫。”

在1918年9月4日的苏俄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上发表了一项官方的通告：“昨天根据全苏肃反委员会的决定，向列宁同志开枪的右派女社会革命党人范妮·罗伊德（她就是卡普兰）已被枪决。”

一位俄国的老社会主义者、列宁的老朋友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写道：“当我从斯德哥尔摩回到莫斯科时，列宁还在哥尔克养伤。我去看列宁，列宁正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我一见到他，一想到他曾经差一点死去，我就激动不已，于是我默默地拥抱了他。”“只是在我快离开时，我们才谈到所发生的事情，并间接地谈到了已经实行的恐怖。当我们提到范妮·卡普兰这个年轻的妇女因向他开枪被处死刑时，克鲁普斯卡娅表现得很不愉快。列宁本人不想多谈这个问题，他只是说，处死范妮·卡普兰是中央委员会决定的。”

内幕尚待查清

列宁遇刺至今已经75年了，他离开这个世界也已经有69个春秋。在过去的70余年里，没有人怀疑是社会革命党的女刺客在1918年8月30日向列宁射出了两发罪恶的子弹，这似乎已经是不容置疑的结论。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机密文件和历史档案的公开，人们发现刺杀列宁事件本身和对它的处理有着许多疑点。为了彻底弄清这一事件，俄罗斯检察院和安全部已决定重新调查列宁被刺一案。

负责重新调查工作的俄罗斯安全部官员说，他们一得到当年写的调查报告就发现，它的内容不充实，不严谨，有的地方甚至文理不通，而且看不出这份报告是否写完了，在类似的情况下通常要做的鉴定当时也没有做。长达124页的报告中还有5页不翼而飞，谁也不知道在这几张纸上写的是什么秘密。

另外，除了马利科夫的回忆之外，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马利科夫是根据谁的指示，在既没有经过法院审讯，也没有得到人民委员会的正式命令，而且在肃反委员会成员不在场的情况下枪毙了卡普兰。这样，马利科夫的回忆则成为卡普兰被处决的唯一证明。然而，长期以来却一直流传着另一种说法，即卡普兰没有被处死，而是长期被关在监狱里。

与刺杀列宁案的真相紧密相关的另一件重要证据是现在保存在列宁博物馆中的那支卡普兰刺杀列宁时所用的手枪。目前，这支在出事地点找到的手枪和子弹壳以及从列宁的身体内取出的子弹都被送去研究鉴定，其结果还不得而知。即使最后确定刺杀列宁的就是这支手枪，也还需要进行指纹鉴定以断定是否是卡普兰开的枪。因为有的专家认为，行刺列宁者不是女人，而是一个要比卡普兰身材高大的男子。

子弹本身也引起了怀疑。卡普兰加入的社会革命党武装队伍的头子谢苗诺夫证实，卡普兰所使用的子弹上涂有箭毒，这是一种强烈的、可以致命的植物毒，发作很快。按照常理，即使身体比列宁好的人中了两颗毒弹后也难以活命，但列宁在遇刺后却恢复得很快。即使在近6年后列宁逝世时，这次刺杀所产生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由此可见，列宁被刺一案决非当初所透露的那样简单。如今虽已重新开始调查，但若将其内幕查清并昭告天下，恐怕仍需耐心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