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在中国

安徒生童话是中国人难以忘怀的阅读经验。它与我们血液里实用主义的世界观相对抗，我们虽然也时时落入实用主义的羁绊里，但安徒生童话体现出来的对纯真事物的推崇，对幻想品质的守卫，对儿童精神的张扬，以及寓深刻于单纯的表现世界、表现自我的方式，所有这些，都为中国读者珍视。记录不同文化境况里中国人对于安徒生的种种不同印象以及安徒生在中国的基本传播路径，追索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的关联，除了“诉说感动”的心灵的潜流，历史的细节更是千头万绪。

1913年:“究竟不晓得他好处在哪里”

1913年，周作人《童话略论》发表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文中提及:“今欧土人为童话惟丹麦安兑尔然（andersen）为最工。”同年12月在《社丛刊》创刊号发表了《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第一次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与创作。

周作人对安徒生有大手笔的介绍，他将西方人对于安徒生的评价带入中国，称安徒生童话“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想想《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小人鱼》、《拇指姑娘》等童话故事在几代人心灵里所发生的印象，可以说这样的评价是极恰切的评价。

追寻安徒生在中国人心里所引发的最初印象，可以说，中国并不先在地具备接受安徒生的文化基础。孙毓修在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美小说丛谈》里谈到安徒生时，称“其脑筋中贮满神仙鬼怪，呼之欲出，是诚别擅奇才者也”。“安徒生之书，时而花妖木魅，时而天魔山魈，其境即无不奇。”1936年13卷5期的《国闻周报》上周作人则有言说:“当时觉得这幼稚荒唐的故事，没甚趣味;不过因为怕自己见识不够，不敢菲薄，却究竟不晓得他好处在哪里。”

20世纪20年代:“小野蛮一般的思想”

然而，恰是这“幼稚荒唐”、“花妖木魅”的安徒生童话开启了中国人对于儿童精神世界的理解。周作人演习了西方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儿童学及人本主义思想之后，又读过如挪威boyesen、丹麦brandes、英国gosse等诸家评传，方才懂得:安徒生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老孩子，所以文学的童话没有人能够及得上;安徒生独一无二的价值，正在于那照着说话一样写下来的“小儿一样的文章”及烂漫天真、充满游戏精神的“小野蛮一般的思想”。而中国的孩童从未得过正当的尊重，也不曾有满足孩童审美需要的文学，因此周作人遇见这早已名满欧洲的安徒生童话，又懂得安徒生童话的价值，不禁欣悦惊叹之至，便着意要将这位“欧土各国，传写殆遍”的童话作家推介出来。

“五四”前后，在周作人、郑振铎、赵景深、顾均正、徐调孚等学人的努力下，安徒生的传播成为20世纪20年代颇为显赫的文坛事件。1925年，安徒生诞辰120周年。《小说月报》史无前例地特辟两期“安徒生”号，《文学周刊》第186期亦整期刊登安徒生的童话及与安徒生有关的资料。据郑振铎的统计，到1925年，中国对安徒生的翻译已达90多篇，关于安徒生的传记及论文也有15篇之多。对于新生的、立志要将儿童的天性、趣味和尊严从道德训诲和艰涩的古文中摆脱出来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来说，安徒生被赋予了范本的意义。他那毫无约束力的“小儿一样的文章”和颂扬儿童烂漫天真的心性的“小野蛮一般的思想”，在观念形态上为中国儿童文学书写了最具本体特征与理想色彩的一笔。

20世纪30年代:“现代的儿童已经不需要这些麻醉品了”

1935年，安徒生诞辰130周年。这一年远不似1925年热闹。

这年，茅盾在《文学》4卷2号上发表了《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他说:“逃避了现实躲向‘天鹅’‘人鱼’等的乐园里去，这是安徒生童话的特色。现代的儿童不客气地说，已经不需要这些麻醉品了。把安徒生的童话加以精细的定性分析所得的结果多少总有一些毒质的，就今日的眼光来评价安徒生，我们的结论是如此。”“他所给予孩子们的粮食只是一种空虚的思想，从未把握住过现实，从未把孩子们时刻接触的社会相解剖给孩子们看，而成为适合现代的我们的理想的童话作家。”“安徒生从此就不值得我们的崇敬了吗？不！在文学史上，安徒生终究是有他的位置的！”“他的童话的最大价值是处处充满着儿童的精神，他的作品最容易使孩子诵读……”

中国人对安徒生的传播并未沿着周作人这一路径走下去。从20年代末到三四十年代，随着社会形式的巨大变化，文化转型时期人们寻求理想文化形态的典型心态让位于对苦难现实的关注。这一时期，安徒生虽然仍然作为一个在语言形式上取得非凡成就的童话作家而被翻译，从30年代初到建国前，出版各种安徒生集约25种左右。但同时安徒生亦作为一个有浪漫主义思想局限的人而被批判。他们认为，儿童文学一定“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应“给少年以阶级的认识，并且鼓动他们，使他们了解、并参加斗争之必要，组织之必要”，否则，就如《现代父母》1935年第2期上金星的《儿童文学的题材》一文所言:“他们会惊异横在眼前的世界，他们会怀疑他们的老师，会咒骂安徒生是一个住在花园里写作的老糊涂。”热爱安徒生的叶君健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说道:“抗战期间，我生活倥偬，再也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情读这些作品”。

1953年:“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安徒生童话真正在中国广泛传播，叶君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3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叶君健译自丹麦文的安徒生童话单行本——《没有画的画册》。在以后的四五年里，叶君健将安徒生的作品陆续翻译了过来，并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1956～1958年，叶君健整理出版了《安徒生童话全集》（共16册），之后不同的选集版本在不同的地区也陆续出版，从此，叶译安徒生童话在中国不断再版，国家图书馆编《1949～1979 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统计，至1979年，各种叶译安徒生童话集达50多种，发行400多万册，其出版率之高成为中国出版界的奇迹。自此，安徒生亦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童话作家。

1955年5月5日，为纪念安徒生诞辰150周年，以叶君健、陈伯吹等投身儿童文学事业的学者为首，发表了数量众多的文章，引发了又一场“安徒生热”。新中国的文艺理论者取法苏联的社会学批评方式，树立了一个不同于“五四”时期童心烂漫的安徒生形象，也不同于三四十年代“躲向‘天鹅’与‘人鱼’的虚幻世界里去”的安徒生形象，这个安徒生“具有对一切人、对社会的一切阶级都怀着浪漫主义的心平气和的理解”，变成了一个同情劳动人民（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痛斥剥削阶级（如《皇帝的新装》）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具有充分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

2005年:“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安徒生在儿童阅读领域的影响已经上至心灵的呼应，借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之际，对安徒生的理解也试图从“儿童文学”概念里超拔出来，一个“意义丰富”的安徒生，一点点勾勒出来。1999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集》和200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丹麦文学的群星》都传达着一个重要的信息:安徒生不只是一个为儿童写作的作家。

在中国，郑重地将安徒生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有着全面艺术才华的人来介绍的，是林桦先生。作为外交官员他在丹麦生活过14年，他不仅翻译了安徒生的全部童话，还翻译了安徒生的全部传记及有代表性的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2005年3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安徒生文集》集结出版，同期三联书店出版了《安徒生剪影》，全面介绍安徒生的剪纸、素描、拼贴等造型艺术的工作。林桦亦分析出一个有着丰富性格和丰富的人格魅力的安徒生。中国的安徒生传播到这里达到一个真正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