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其是我国科普作家,他有着一段平凡的经历。
早在年轻时,高士其就曾跟着李公仆先生一起到南京晓庄师范拜访过陶行知,对陶行知的为人和教育思想有着良好的印象。后来高士其到美国留学,从事细菌学的研究,他整天在实验室里与细菌打交道,废寝忘食地刻苦学习。有一次,不慎感染了一种细菌,侵入大脑,迫使他不得不中断学习。他曾到欧洲旅行,希望能治好病,但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结果贫病交加,只得回国。
到了上海,当官的父亲已经娶了姨太太,不再认他这个儿子;母亲失望之余,也不理睬他。而那些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的留美同学也不愿伸出援助之手。高士其遭受一连串的打击,举目无穷,走投无路,几乎失去生活的勇气。幸而李公朴先生收留了他。
1932年,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办自然学园,积极提倡科学普及运动,他团结了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还着手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和《大众科学丛书》。他从公朴先生那里了解到高士其的遭遇,深表同情,决心帮助他。
一天傍晚,蒙蒙细雨中,陶先生把高士其接到了自然学园住地,让他和戴伯韬,董纯才等住在一起。那时,高士其的病情日益严重,有时,他的手脚和眼睛会失去控制能力,动弹不得。陶先生和自然学园的朋友们多方筹钱为他求医,同时,不断鼓起他生活的勇气,树立跟病魔斗争的信心。
在陶先生的关怀、鼓励和帮助下,高士其待病情稍有好转,便以巨大的毅力,拿起笔来学习写作。陶先生要他写些生理卫生方面的科普文章,这是他十分熟悉的,但他仍很虚心地去翻阅资料,研究分析。由于他行动迟缓,手指不灵,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但他仍十分顽强地孜孜不倦地写下去。
陶先生常对高士其说:“写文章,就是写话,要用口语才好。”高士其一直牢记这些话。每当初稿完成后,他或是要求别人帮他修改,或是读给小朋友们听,使自己写的文章尽量通俗易懂,便于为大众接受。
有一次,陶行知先生带着高士其一起到史量才先生公馆去,史量才是当时申报馆负责人,跟陶先生也是好朋友。陶先生给史先生介绍了高士其的情况,说:“他在试验室受了脑炎病毒感染,得了脑炎后遗症。现在流浪到上海,过着亭子间的生活,贫病交迫。公朴先生介绍给我,我把他安排在自然学园里,象他这样一个为科学而献身的人,我们应当设法让他学有所用,不用埋没了这个人才呀!”
史量才先生听后对高士其非常同情,说:“需要我干什么,我当尽力帮助。”
在陶先生的鼓励下,在各方面人士的帮助支持下,高士其终于写出了一篇篇科学小品。不久,汇集了四本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细菌大菜馆》,陶先生赞扬说,这些作品正合乎他心意,因为这是小朋友的需要,是劳动大众的需要,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陶先生热情鼓励他多写,坚持写下去。
抗战爆发后,陶行知先生与高士其在重庆相遇。艰辛辗转的生活使高士其病情时好时坏,陶先生劝他到香港去疗养一段时期。为此,陶先生在朋友中募捐,得款1000元送给高士其作为医疗费,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等也资助了一笔钱给他。临别时,高士其动情地说:“你们这样关心爱护我,我要和病魔及一切困难作斗争,把一切献给祖国,献给民族解放事业!”
高士其在香港治病期间,陶先生经常写信问候他,并写信给在港的老朋友,如许静仁等,为高士其筹募生活救济金。后来还派了一位新安旅行团的团员童常,和他住在一起,不仅在生活上照顾他,还每天帮助他写作。
抗战胜利后,高士其回到上海住进平民医院,陶先生知道后立即带着儿子小桃到医院去探望他,还给他许多罐头食品。高士其把在桂林写的两首诗《我们还在仿徨》和《别了,黄姚》给陶先生看,陶先生很喜欢,叫小桃抄下来带走。临走时,陶先生说:“上海民主运动高涨,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来看你的机会不多。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未来的新中国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啊!”这是高士其与陶行知的最后一次见面。
不久,陶先生去世,高士其悲痛万分,他在《怀念陶行知先生》的悼诗中写道:
你鼓励我从事科普创作,
今天我能有这样的收获,
都是受你的影响,
都是来自你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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