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与中国现代作家

法兰西杰出的传记大师莫洛亚在给雨果写传时，说过这样一句精辟的话：“时间可以淹没大海，但淹没不了高峰。”雨果这位“在文学上雄踞时空的王者”，无疑是人类精神文明领域里难以超越也不能淹没的高峰。

由新文学先驱的介绍，中国作家结识雨果已经近一百年。雨果进入中国后被我国文学界和学术界誉为“文学上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巨人”，这个称号给予伟大的雨果，无疑也是最恰当不过的，表明我国作家对“雨果文学奇观”与“雨果文化精神”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把握。雨果作为法兰西民族诗人，作为结束一个时代、开创一个时代的欧洲戏剧家，作为堪与世界最优秀的小说巨匠相媲美的独树一帜的小说家，作为胸怀磅礴的激情、充沛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作为一生为正义、光明和真理“鼓”与“呼”的斗士和勇士，他确实不仅在本民族的文学中，而且也在全人类的文学中，显示了普罗米修斯式的高大身影，体现了普罗米修斯式的“窃火”精神。当伟大的雨果以其恢弘气势、壮丽风采开辟着一个理想的正义世界的时候，当他以浪漫主义的狂飙之势席卷风云变幻的欧罗巴的时候，中国却还是一只沉睡的雄狮，正在备受封闭和专制的折磨，尚未向世界打开广泛的视听，因而无缘与这位西方巨子相遇相识。雨果进入中国，与中国作家“结缘”，那是“五四”运动蓄势待发、新文化火炬即将照亮黑暗中国的时候。与雨果首次相会握手，将他引入国门的，正是高举“五四”新文学火把的先驱鲁迅，那是历史的遇合，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前，鲁迅就在中国“荒寒”的文坛“求新声于异邦”，对“立国”、“立人”与“立文”进行独立的探索和呼唤：“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土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则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五四”新文化先驱陈独秀所高张的“文学革命军”的大旗，正是鲁迅这种呼唤的历史回音。鲁迅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精神界之战士”，作为“五四”时期文学为人生的主要倡导者，作为中国新文学奠基者，他接纳外国文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改良人生，振奋民族精神。这是他在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大交汇过程中获得的现代意义上的价值取向，也是他着眼于文学艺术与民族盛衰关系的总体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在“列国”“角逐”的世界，唯有“人国”才能“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立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而“立人”之“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他认为唯有通过文学艺术“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已，人各有已，而群之大觉近矣”，才能真正疗治弱国子民的灵魂，振奋民族精神。鲁迅这种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观决定着他对外国文学的接纳，不能不趋向一种文化精神的选择。鲁迅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介绍外国文学“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而是为了“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由这一基点出发，鲁迅在世界艺术之林里，广为求索。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法国文学，和法国“摩罗”派作家卢梭、雨果拉起手来。为了“改良思想，补助文明”，鲁迅于1903 年，首次向国人介绍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还通过日文率先翻译了大作家雨果《悲惨世界》中的片段《哀尘》，从这位西方文学上普罗米修斯手里接过火种，来温热、唤醒尚在黑夜中沉睡的国民。他在《<哀尘>译者附记》中这样写道：“嗟社会之陷阱欤，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使嚣俄而生斯世也，则剖南山之竹，会有穷时，而《哀史》辍书，其在何日欤，其去何日欤？”。“嚣俄”便是雨果来到中国时最初的译名，《哀尘》便是雨果引进中国的第一部作品。雨果在这篇作品中所反映的异国人生的苦悲，无疑使年轻的鲁迅产生了感同身受的联想与共鸣。雨果书中被压迫者善良的灵魂、辛酸、挣扎，以及善战胜恶、理想穿透现实的“摩罗”（浪漫）精神，让鲁迅照见“吾国吾民”的身影，契合了这位中国文学青年的期待视野。鲁迅由此而激起了对雨果的赞赏，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感慨于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和文化界流言的中伤，曾发誓：“假如我有victor hugo先生的文才，也许因此可以写出一部les misérables（即《悲惨世界》）的续集”，表明鲁迅和雨果是心息相通的。事实上，鲁迅在他以后的小说创作中，以其独特的方式，发出了中国人在“黑暗的铁屋子”里的呐喊，是可以视为《悲惨世界》的续集的，虽然后来鲁迅将受纳外国文学的重心逐步转移到更贴近中国社会生活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但由他开始的与法国文学、与雨果的初访和对话开辟了中法文学交流新篇章，影响深远。继鲁迅译介《哀尘》之后，中国文界于1903年出了《悲惨世界》的第一部中译单行本，那是苏曼殊与陈独秀合译的《惨世界》。接着，我国又陆续出版了《孤儿记》、《孤星泪》及其他各种《悲惨世界》的中译本，同时雨果其他小说译本如《侠奴血》、《活冤孽》、《噫有情》等等也相继问世，在20世纪的头十年，雨果的作品八次被介绍到中国，开始了雨果中国之旅的序幕。随之，雨果的《海上劳工》、《巴黎圣母院》等小说，紧随《悲惨世界》，被不断地引进到中国，成为我国一代又一代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

考察中国作家走向雨果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更看重小说家雨果，而非大诗人雨果，或戏剧家雨果，虽然在雨果那里，诗歌、戏剧、小说几乎是平分秋色，纷呈异彩；他们更痴迷于为真理和正义而歌的斗士和勇士的雨果，而不是西方艺术之宫的艺术家雨果，虽然在雨果那里，握笔为文，立地为人，艺术与战斗，是二而为一，密不可分的。这是中国现代作家接受雨果的两大特点。

中国作家和广大读者更亲近小说家雨果，那是因为他在其小说巨构中，以浪漫主义博大的胸怀与高远的思想境界，艺术地再现了不仅对西方，而且对东方都面对的这些重大社会课题：专制与人权、法律与公理、贫与富、革命与人道；他又以清醒的社会意识、具有尖锐的现实意义的主题、澎湃的人道主义激情和灼热的理想，真切生动地描写了普通人的苦难、挣扎与愿望，这不仅使西方人，而且也使东方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身影，产生精神上的共鸣。这就是为什么“五四”时期的作家在读到嚣俄联想到中国社会现实，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发出这样的感慨：“读此节之文及苦鲁脱小传一书，而哀史之文章早隐约须蓄诸胸中。悲悯在胸，乃发为激愤，凄楚之文，论稗官以讽世，呜呼我震旦众生日趋苦恼。安得有嚣俄先生者，一一状其悲惨耶。”；这就是为什么新时期作家读到雨果的小说，也不免“大为震动”的理由；雨果曾经说过：“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雨果的小说不仅提出了人类社会共同的命题，而且激荡着深刻动人的人性和人民性，具有永恒的意义。正如法兰西学院院士阿兰·德科所指出的，雨果小说的人民性，“直接来自《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他塑造的人物化入了世世代代人的神思秘幻中。”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一位美国人可能对路易十一一无所知，却知道加西莫多。一个中国人可能对路易菲力普闻所未闻，却为冉阿让的不幸而战栗。”这就是为什么雨果的小说能超越时空和民族间隔，而成为感动我们共和国的五十本读物之一的原因所在：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之所以早就特别感动了中国，“根本原因就在于贫穷、落后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悲惨世界’”，中国作家和广大读者“是从祥子、春桃、月牙儿、三毛等等这些同胞的故事”来理解和同情作品中的人物，通向雨果，使其小说一译再译，一版再版，成为滋养中国一代代新文学作者和读者的精神食粮。中国作家和读者更亲近、注重小说家雨果，绝不是对雨果诗歌、戏剧、小说所构成的文学奇观，孰重孰轻的定位评价，而是受制于他们自身的期待视界的文学选择。

由鲁迅早期接近法国“摩罗”作家卢梭、雨果而着眼于精神层面吸取的特点，成为我国新文学作者接受雨果的一个传统。由于接受者个性相异，这种受纳自然也是色彩异呈的。小说家茅盾喜爱雨果作品，是因为作者“歌颂的诅咒的正是我们所歌颂的诅咒的”。诗人郭沫若，其天狗吞食日月的磅礴的浪漫气势和炽热的理想主义追求，更接近大诗人雨果的气质，但他喜爱的是雨果“向举起反叛旗帜的人民表示同情”，吸引他的是雨果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情怀。女作家冰心读雨果的作品，从中找到了她所一直欣赏的“爱的哲学”，这种人道的理想气质一直伴随着她，直到生命旅程的终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另一巨匠巴金也是深受雨果影响的作家之一，他对法国汉学家说：“在我幼年的时候，法国小说家雨果的作品很流行，比方他的les misérables, les travailleurs de la mer[《海上劳工》], notre dame[《巴黎圣母院》]，以后我都找到了翻译本的。”他还说从雨果、卢梭等人那儿，学到了“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事物”的品质，学到了“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民融合在一起”。巴金能成为一个充满爱与真的作家，与他吸取雨果精神滋养是分不开的，读巴金的作品，我们也时时能感受到那些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光彩。而致力于现实主义探索的胡风，他所看重雨果的，是那种“诚实的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他从法国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身上吸取的也正是这种“精神追求”。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现代作家是沿着鲁迅所开拓的路径，注重于精神层面和人格力量的吸取来接受雨果亲近雨果的。这么说，丝毫不是否认雨果作为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对中国新文学的建构所产生的影响。

雨果在遗嘱中曾说：“我即将闭上我肉体的眼睛，然而我精神的眼睛永远睁开，而且比任何时候睁得更大。”今天，当我们重读雨果辞世前的这段遗言，我们心中仿佛腾起了他生前的歌声：

当我听见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

在无情的天空和残酷的统治下，

一个被奴役的民族正在呻吟和呼唤，

……

我就诅咒这些暴君……

我觉得诗人就是他们的审判者……

要用铁弦来加强我的歌唱！

21世纪的人们，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仍然需要他的歌唱，需要他的精神，这位“雄踞时空的王者”，这个不可淹没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