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

1950年魏巍调入解放军总政治部时恰逢抗美援朝战争打响，魏巍作为总政派往前线的部队文化工作者赶赴朝鲜前线。1950年至1958年间魏巍3次赴朝鲜。他深入战士们中间，被许多感人场面所打动，便决定留下来。

经过3个月的采访，魏巍回国已是1951年2月。调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的魏巍，便夜以继日地伏案疾书，以图及早将所见所闻准确真实地告诉读者。

采访本上的20多个故事，魏巍又几经遴选几经推敲，最后才确定最典型最感人的3个细节。《谁是最可爱的人》第一位读者、该刊主编宋之的阅罢，当即吩咐：“送《人民日报》！”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有着与宋之的同样的感受。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隆重推出《谁是最可爱的人》，毛泽东主席旋即批示“印发全军”。自此，“最可爱的人”便成为志愿军官兵的光荣称号，自此，写给“最可爱的人”的慰问信，雪片似的从祖国四面八方飞过鸭绿江，魏巍的名字也由此传遍全国。后来，《谁是最可爱的人》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

作为文学家，魏巍留给世人的作品很多，但广为人知的是那篇影响数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作为刻上毛泽东时代烙印的“战士”,晚年的魏巍一直是“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捍卫者，他主办的《中流》杂志一度影响颇大。因此，对魏巍的悼念，有一番值得寻思的意味。

2008年8月24日，走过88年生命历程的魏巍老人谢世。消息传出，引起诸多关注。向一位逝去的老人恭致悼念，是人之常情，但对魏巍的悼念，却有一番值得寻思的意味。一篇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后，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的魏巍向领导请缨，赶赴朝鲜前线。他“深入生活”到了战斗的最前线，与部队战士同吃同住，积累大量的第一手素材。1951年2月，魏巍回到了国内，调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之后,《谁是最可爱的人》诞生。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高规格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毛泽东读后，立即批示“印发全军”,并建议其他领导人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从此,“最可爱的人”便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名词。后来,《谁是最可爱的人》入选中学课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成为我们今天怀念魏巍的理由。这篇文章在2007年的命运，为这种怀念添加了意味深长的色彩。这一年,《谁是最可爱的人》被排除于中学课本之外。中学课本作调整，本不算大事，但由于魏巍本人所捍卫的政治理论色彩，则放大了这一事件的视野。当年就有人欢喜有人忧，而魏巍的谢世，使这种欢喜或忧愁几近演变成为一种政治意味上的喧嚣，网上的论战硝烟弥漫。太多的政治色彩，让一些人变得不厚道了。按照古人的传统，盖棺论定、善待逝者。魏巍也应当得到这样的待遇。一本杂志：《中流》身为作家的魏巍，在改革开放后的年代里，尽管继续进行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但他的关注点则更着眼于社会现实。他出版的《地球上的红飘带》影响有限，但他对时政的臧否则颇引人注目。要臧否时政，就需要有自己的阵地。早在1980年，魏巍就与黄钢、姚远方等人联手，创办了一份《时代的报告》。由于编者有着“我们是在战争威胁的条件下进行四化建设的”心态，因而将“本刊的职责”作了这样的表述：“首先是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霸权主义者的扩张侵略与颠覆阴谋，剖析当前国际紧张局势继续加剧的根源，着力介绍国际间隐蔽战线反间谍反颠覆的斗争———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这样过高的警惕性，似与改革开放后的“和平与发展”主题相悖———须知，这个主题的确立，是中国能够一心一意搞建设的重要指数。由于有着这样的警惕性，使这本刊物对文艺领域的一些作品进行上纲上线的指责。比方说，在创刊号上,“本刊评论员”就对当年引起争议的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提出批判，并辅之以《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社会档案”？》的“读者来信”。当年国内外著名的关于电影《苦恋》的风波，也是该刊首先引起的。虽然我们对当年魏巍在这本刊物的作为不甚清楚，但从这份刊物对文艺界极高的关注度和他后来的文章看，身为文艺界人士的魏巍当不无关系。这种依然奉行“文革”时代思维方式的办刊思路，引起了公愤，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82年，中央书记处决定整顿《时代的报告》。1983年，这份刊物被《报告文学》的名称所取代。魏巍等人被迫“下课”。此后，继续拥有一块阵地，将过去的价值观继续宣扬下去，就成为魏巍等人的渴望。1988年，与魏巍成为同道的林默涵与之合作，在《光明日报》社分得了一块阵地，创办了《中流》杂志。《中流》所承接的，依然是《时代的报告》的办刊宗旨。过去时代的话语霸权体系，在这里依然被奉为圭臬。魏巍、林默涵两位主编及其编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事，充满着焦虑；而对冷战终结后的世界缓和局面，依然以警惕的眼神打量着进入国门的外人，并由此推及有外国“亡中国之心不死”的种种迹象。因此，他们对邓小平所言的“不争论”置诸脑后，着意挑起一场又一场的争论，以扩大“要继续革命就要批判修正主义”的思维理念。魏巍由此而成为一面“旗帜”。他的《警惕“四化”危险———在〈中流〉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女娲补天》《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等一系列文章，迅速引起思想理论界的关注。无论是对魏巍本人，还是对魏巍观点的拥护与反对者来说,《在新世纪的门槛上》都被视为一篇重要的文章。笔者当年读完这篇文章后，毛骨悚然到竟然生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惶惑：到底是魏巍的眼光出了问题，还是我辈所感受的、为绝大多数人所拥护的改革开放政策真的有问题？在这篇着重论述修正主义的表现、根源的文章中，魏巍肯定了20世纪是“一个伟大而辉煌的世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可置疑”。同时,“世纪末的悲剧”也让他扼腕。他说：“一个建立起社会主义数十年的国家，竟然会遭逢资本主义复辟的命运，这是出人意料的，甚至是一般人想也没想到的。能够清醒地看到这种危险的，只有极少数人，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他远在1956年就预见到了这种危险的萌芽，并起而抗争，这就是为期十年的中苏论战，也就是那场著名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今天回头看来，这场斗争的意义是何等重大，何等深刻啊！”他认为，中国当时就面临着这样的局面，魏巍以“能够清醒地看到这种危险的”“极少数人”自居，大声疾呼“反修防修”。2001年7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著名的“七一讲话”,包括魏巍、林默涵在内的“一群共产党员”,以《“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为题，上书中央，以罕见的口吻质疑,“共产党的总书记到底代表谁？”并指责“七一讲话”所阐发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违反了党章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是带头破坏党的规定”。而在此前,《中流》就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问题，反复、连续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加以剖析，阐明了不能吸收私营企业家(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的理由。2001年7月出版的《中流》杂志上，更是将给其中共中央上书的主要内容以文章的方式公开刊登。魏巍此举，再一次让他的主编生涯画上了句号：2001年8月,《中流》宣告停刊。之后，魏巍没有放弃，网络成为这位81岁高龄老人的新宠。他的文章频频传到网上,“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使他再一次找到了主编的感觉。他就这样在网络中冲着，直到生命的终点。告别仪式一篇文章和一本杂志的命运，让魏巍走后依然众说纷纭，也使他的告别仪式的政治色彩淡化了应有的悲哀。“继承遗志”的昂扬弥漫于八宝山告别室内外,“向魏巍同志学习，向魏巍同志致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地思潮终涌动，中华山花烂漫时”的留言，成为这种情绪的写照。而悼念厅外，两位男士拉起的“最可爱的人，永垂不朽；最可耻的人，虽生犹死”的一条长长的横幅，则令人迷惑。在现场发放的描写魏巍生平的小册子的最后一节，写到了这位老人的一个故事：2008年8月9日，已经住进医院一年，病重的魏巍从昏迷中醒来，看到了床边的小孙子，他似乎觉得头有些昏沉，对孙子说：“抱着我的头摇一摇。”他想让自己清醒一下，孙子抱着他的头轻轻地摇，魏巍交代给孙子一句话：“我交代你的只有一句话：继续革命，永不投降！记住没有？”孙子说记住了，爷爷让孙子连续说了3遍“继续革命，永不投降！”孙子说到第二遍时已泪流满面。这位因《谁是最可爱的人》成名的人，临终仍然觉得自己没有离开过战场。其实，令我们最怀念的魏巍，是那个满怀激情，更多爱国热忱的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