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校长生涯十三年

教育是黑暗中的明灯，也是茫茫大海中指示航行的灯塔。

——竺可桢引述十九世纪美国horace mannn的话

竺可桢先生真可与蔡元培先生相比，两人都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

——数学家苏步青

晚清以来，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办理大学教育影响深远、成绩卓著的当推蔡元培先生和竺可桢先生。

——生物学家谈家桢

在1936年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之前，竺可桢已是一位声名卓著的自然科学家。他被誉为那个时代“学问上、智力上和性格上的伟人”，不仅是因为他在气象学、物候学、地理学上的成就，更是因为他办大学所取得的骄人业绩。从1936年到1949年，竺可桢当了十三年大学校长。在连绵起伏的战争、学运的夹缝中，在跋涉五千里、历经五省、五易校址、颠沛流离的恶劣环境下，竺可桢居然奇迹般地将这所他接手时只有文理、农、工三个学院、十六个学系的大学办成了拥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七个学院、二十七个学系的大学，成为当时全国最完整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其中不少专业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等五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七十名增至二百零一名，学生由五百一十二名增至二千一百七十一名。因此，浙江大学被誉为“东方之剑桥”不是偶然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西南联大、浙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

十三年的大学校长生涯使竺可桢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大人物。曾做过北大校长的物理学家周培源在了解到竺氏筚路蓝缕办浙大的历史时动情地说：“我们过去[曾]全盘学习苏联，但对浙大这样的，我们自己的好传统和好经验却没有很好学习和继承。”“中国既然已经有竺可桢这样成功的教育经验，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学苏联？”同济大学老校长李国豪也说：“我们办大学，要学习竺可桢办浙江大学那样。”

一

竺可桢1910年赴美留学，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哈佛大学的教育对他一生的影响难以估量。他回国之后，曾在武昌、南京等地的高等学校执教，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他对大学教育并不陌生，但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去做校长，主持校政，他内心对科学的热忱从来都没有泯灭过。做校长需要处理大量繁杂的事务，这对一个科学家而言无疑是一种牺牲。然而，1936年，浙大学生反对校长郭任远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潮使竺可桢的人生轨迹出现了变化，当时竺可桢正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任上。为了平息家乡的学潮，蒋介石要物色一位有声望、有学术成就的大学校长，负有人望的浙籍科学家竺可桢被多人提名。于是，蒋在约见一次以后，就决定起用他。而郭任远遭学生反对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校园推行军事化管理，所以竺可桢在最终接受任命之前，对此曾有过思考。1936年3月9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说：“余以为大学军队化之办法在现时世界形势之下确合乎潮流，但其失在于流入军国主义，事事惟以实用为依归，不特与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不合，即与英美各国大学精神在于重个人自由亦完全不同。目前办学之难即在此点。郭（任远）之办学完全为物质主义，与余内心颇相冲突也。”3月16日，做过武汉大学校长的教育部长王世杰登门造访时，竺可桢提问：“关于办学方针是否采英美之学术自由或法西斯独断行为？”身在官场的王氏没有明白的表示，但竺氏此时心中即已拿定主意，那就是“采英美之学术自由”。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走马上任。当天下午他向浙江大学师生发表就职演说《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阐述对大学教育的理解：“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我们固不肯为传统的不合理的习惯所拘束，尤不应被一时的情感所冲动，被社会不健全潮流所转移，或者受少数人的利用。”在强调教授对一个大学的重要性的同时他表示：“一个学校的健全发展，自然有赖教授校长之领导有方，同时尤需要全体学生有深切的自觉与实际的努力。”

9月18日在对学生讲话时，竺可桢把浙大精神概括为“诚”和“勤”两个字。他认为浙大前身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用这两个字代表它的学风。竺可桢反复地告诫学生：“我想诸位中间，一定没有人说为文凭而到浙大来的，或者有的同学，以为到这里来是为了求一种技术，以作谋生的工具……教育不仅使学生求得谋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要的目的。”“盲从的习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我们不能因为口号叫得响一点，或是主义新一点，就一唱百和的盲从起来。我们大家要静心平气的来观察口号的目的、主义的背景，凭我（们）的裁判，扪良心来决定我们的主张。若是对的，我们应竭力奉行。若是不对的我们应尽力排除。依违两可、明哲保身的态度，和盲从是一样的要避免。我们要做有主张有作为的人，这样就非有清醒之头脑不可。”“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在日本侵略者向广西宜山的浙大校舍扔下一百一十八颗炸弹后的1939年2月4日，竺可桢提议校务会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而他心目中的“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在十三年的校长生涯中，竺可桢大致遵循这样的办学思路的目的就是要把学生造就为一个能运用自己思想、敢于牺牲、不盲从的人。他不仅怀抱着这样的理想，而且最大限度地付诸了实践。他深切地感到，“若是一个大学单从事于零星专门知识的传授，既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又无科学方法的训练，则其学生之思想即难收到融会贯通之效”，为此他一贯坚持大学要独立办学，要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主张通才教育和技术教育并重，提倡学术研究，树立校园浓厚的学术气氛。其中，“大学之能发扬光大在于研究”就是他的著名论断。此外，他尤其重视基础学科，认为“大学一二年级中，工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虽然彼此不可偏废，仍宜互相切磋，不限系院，庶几智识广博，而兴趣亦可盎然”。1936年，竺可桢甫一上任，第一次召开校务会议就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目的就是避免学生过早地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了基础。为了加强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育，他要求“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他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选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学科或自己爱好的学科。在竺可桢的倡导下，那个时代的浙大，理工科学生选读唐诗宋词，文学院学生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物理等课程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1945年9月23日，竺可桢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文中说：“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智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要蕲求真理，必得锻炼思想，使人人能辨别真伪是非。”1946年7月25日，在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会议上讨论《大学组织法》时，他指出最要紧的是第一条“大学宗旨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主张把通才教育加入，即西文liberal education，但未得通过。

他常常说，大学教育主要不是提供传授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因此，基础学科要比细密的专业知识更加重要。1937年10月25日，战火即将烧到美丽的西子湖畔，浙大一年级在天目山的寺院中开学，竺可桢对新生演讲《大学生之责任》，仍是谆谆告诫他们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

1940年，江西新办了一所中正大学，竺可桢在日记中批评说：“余以为办工、农而无文理，实不大合理。”“大学因为能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他也批评浙江新办的英士大学“专设医、工、农三学院而无文、理，何能望其办好”。“大学虽分设各学院，而实为一整个之机体，彼此息息相关，不宜自分畛域。”1947年8月11日，他批评中央政治大学“学生风尚不重研究，所竞趋于入仕途，故学术空气不浓厚云”，显然表示了对政治大学的藐视。1941年和1946年，竺可桢曾先后两次谢绝陈立夫、朱家骅的要求，不肯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尽管校政繁忙，生活处于动荡不定的乱世之中，竺可桢本人却也从没有放弃过读书、研究，他的日记有时候就是密密麻麻的读书心得。从1936年4月到1944年底，他在中外报刊发表各种论文多达三十九篇，其中代表性的科学史论文《二十八宿起源考》颇受中外好评。从1945年到1949年（包括出国半年多、复员及应付学潮特别紧张之年），他也发表了专业和通俗论文五篇。但1946年7月27日，当他在返回杭州的车上读到美国的《气象学报》1945年12月号时，仍禁不住感叹“其中多创作，余均不解所云。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

在竺可桢身体力行的倡导下，浙大的学术讨论之风盛行，教授与教授之间常常为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即使在纸张紧缺、环境险恶的抗战期间，浙大的学术刊物定期或不定期的也保持在二十多种，各种学术纪念报告会不断。例如，遵义时期的“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报告会”、“达尔文进化论与遗传学讨论会”，竺可桢不仅亲自主持，而且还作了重要的学术演讲。

在如此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我们不难理解当年的浙江大学，从理工农科到人文学科，像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苏步青的微分几何、王淦昌的原子核物理、谈家桢的遗传学、蔡邦华的昆虫学、卢守耕的稻作学、吴耕民的果树学、夏鼐的考古学、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等，何以都具有第一流的学术水准，站在了当时各学科的前沿，在海内外享有声誉。谈家桢回忆说：“就我来说，回顾自己的一生中，最有作为的就是在湄潭工作时期。我的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县‘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好好感谢竺可桢先生，因为他为我们创造了这种美好的研究环境。有时，我和著名教授苏步青、王淦昌等欢聚的时候，回忆那时情景，大家兴奋地说：‘在湄潭是我们最难忘的时刻啊！’不禁洒下了欢欣的热泪。”当年，英国的李约瑟在看到他们在土房子里写出的具有世界水准的学术论文后大为震动，禁不住感叹地说“浙大是中国最好的四个大学之一”，是“东方之剑桥”。

二

为了保持学术自由，竺可桢强调“对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他认为大学的主要使命有三个，一是造就具备智仁勇的完人，二是奠定学有专长的根基，三是养成自己独立思想的习惯和能力。1944年7月1日，抗战胜利在望，他提出“抗战结束以后，大学即须恢复常态，使他有学术自由的空气”。1945年4月1日，他在重庆和朱家骅、陶孟和等谈到战后高等教育时提出，大学要有学术自由，不能用标准化办，课程必须简化。

同年9月3日，他读到《大公报》社论《教育复员》“关于大学的精神和风气，主张培养自由研究学术的空气”时显然同意这些观点，所以才会抄在自己的日记中，但同时又批评《大公报》的文章“有许多处说来好像隔靴搔痒。有暇当为文论之”。9月12日，他即写下《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称：“大学能彻底地培养理智，于道德必大有裨益。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惟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许多人之所以盲从、自私、贪污、卑鄙，只是未能彻底明白事理。”

从一开始当校长竺可桢就想争得办学的自主权，他提出的三条要求中就包括“用人校长有全权”这一条，得到了蒋介石的口头承诺，在以后的十三年中大致也做到了。1946年7月19日他在日记中说：“对于教育与政治总以为不应过于接近。”他还说过：“关于政治党派余均不感兴趣。”由于他兼收并蓄的气度和胸怀，在他主持的十三年中，浙江大学是超越于党派之外的，倾向国民党的教授张其昀也好，无党派的自由主义教授费巩也好，倾向左翼的教授严仁赓、张君川等也罢，都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安心从事教学、研究，并不因为政治态度而有所偏废。浙大“无门户党派之争”让他一直引以自豪。竺可桢多次指出，“办教育之基本信仰与警察厅长不同”，“对办大学的基本信仰，必须有人人可以为圣人之信仰，然后可以办教育”。他认为在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学校更不应加入政党纷争之中，“余来此乃办学校而非办党也”。他说自己“素来对于政党毫无兴趣，而且深深痛恶陈立夫的作风和宋子文、孔祥熙的贪污”。这是他之所以多次拒绝加入国民党的原因。本来国民党规定只有党员可以担任训导长，但他认为聘训导长的标准应该是“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所钦仰而能教课者为限”。在他心目中，先后做过训导长的费巩、苏步青等大概都是这样的人。

1942年浙大反孔游行后，他对马国钧袒露了自己的心迹：“目前，国立大学的校长们中，只有我和梅贻琦先生两人，还不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我深知，政治上许多事极为复杂。如果我不顾大局，只图意气用事，立即辞职的话，不幸引起其他枝节来了，我将何以自处？顾全个人容易，顾全大局维艰！”

国民党强硬势力将浙大称为“共匪之租界”，实际上竺可桢本人从来不赞成部分学生热衷左翼政治，认为“学校为社会之缩影。因政治不安定，所以学生喜作政治活动，但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不能有活动”。“学生应埋头求学问，否则从军可也。在学校闹党派，则不特于抗战无益，学校亦不成其学校。”针对各种非议，他多次在日记中说：“知外间批评浙大，谓余放纵学生自由，甚至纵容共党。此种一无根据之谈，本不足辩，惟众口烁金，难免人之轻信耳。”1946年6月12日，他在与马寅初争论时说：“余并不赞成现政府之政策，孔宋贪污，余所痛恨，但吾辈存心须公平。”1947年6月7日他在太平洋船上读白修德所著《中国之震雷》，“对于政府攻击不遗余力。所叙多为事实，但对于共产党则赞扬备至，不免偏激……闻国内对于此书禁止购买，则大可不必也。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杀害后，他在11月10日的校务会议上说：“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于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1948年2月14日，他批评学生自治会代表说：“自治会对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腕太玩弄。”“但过去自治会所出之《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都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4月13日，他召集会议讨论学潮问题时称：“以今昨两日申、新及杭州《正报》所登浙大为共产党所策动中心，故迟早军警必来校捕人，而学生尚不自检点，到处张（贴）反政府骂人以及侮辱元首之壁报。”12月13日，他与浙江省主席陈仪谈话时坦承“校中壁报确为左派学生所操纵，校中自应加以取缔”。当天下午他去看壁报，“在壁报上见到捧张学良、杨虎城之文。大致说来，可谓一致反对政府之言论，无怪乎外间攻击浙大为共匪张目之中心矣。许多新闻译自《字林西报》，但均为对于政府不利之消息，盖得自共产党广播者也”。1949年1月2日晚，他观看了学生游艺会，其中有“讥讽政府”的《逃》、《皇帝与太阳》等话剧。4月5日晚，他带着孩子去参加浙大合唱团春季音乐会，合唱中有浙大音乐教师沈思岩作曲的《贵州谣》、《八月葵花》等歌曲，他在日记中说“均嫌政治气味太重”。

对青年学生的普遍“左”倾竺可桢有自己的看法。在1948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他以气象学家赵九章为例说：“九章于二十年前曾在工业专门为学生，后以思想‘左’倾被校中所知，几于开除，乃离校，但目前可称为‘右’倾阶级矣。可知‘左’倾‘右’倾，于年纪大有关系也。”

国民党五中全会后，要求大学校长必须是国民党员，竺可桢对此很反感。1938年5月30日，他在日记中提及张其昀和陈训慈带来陈布雷的信，要他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国民党之弊，在于当政以后，党员权利多而义务少，因之趋之若鹜，近来与人民全不接近。腐化即由于此。拉拢若干人入党，殊不足改此弊”。1939年3月8日，又有人要竺可桢填国民党入党书，他再次拒绝了，称“但以作大学校长，即须入党，实非办法也”。到1940年前后，竺可桢成了惟一不是国民党员的大学校长。1940年8月，竺可桢居然不顾压力，邀请不是国民党员的费巩出任浙大训导长，而当时国民党当局规定这一职务必须是党员才能担任。以后他虽被迫填写过入国民党志愿书，甚至缺席被选为中央委员，但从未付过党费，也未参加过该党的会议。他在日记中表示：“余对国民党并不反对，但对于入党事极不热心，对于国民党各项行动只有厌恶憎恨而已……近来党中人处处效法德国纳粹，尤为余所深恶而痛绝。”1948年10月4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大骂宋子文祸国殃民，认为宋之罪“贪污犹其次，而刚愎自用、不学无术，罪为尤大也”。11月2日，他谴责金圆券吃人，“因此遂无人敢信任政府矣……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竺可桢曾在日记中说，如果孔祥熙能明正典刑，“则可大快人心耳！”所以抗战胜利后，陈布雷、陈雪屏几次来信要竺可桢重新登记为国民党员，他都复信拒绝了。

直到1949年离开浙大，竺可桢在十三年中都坚持超越于党派纷争之外，完全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面目办大学。他公开主张，“大学是超政治的，三青团不应进入大学”，“大学中不应再有党部，即青年团亦只能作为一种服务团体，如青年会然。学生对于政党信仰完全自由，但不应作政治活动”。有一次，竺可桢曾索看过三青团浙大区团部的报告，“其中三次说及学校环境不适于青年团”。这绝不是偶然的。他认为：“学校之内，毋望有党派之纠葛情事。曾见若干学校，大部时日，浪抛于‘摩擦’之一途，斯诚堪为痛心。以是深冀在教授间无留美、留英之别，在同学间勿执着同乡观念，更毋有‘左’派‘右’派之分。求学时期，固应以全力从事于学术上之研究也。”1948年7月5日，他进一步说：“目前苏联供给我们以马列主义，美国供给我以白米面包，但吾人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食人唾余更属可鄙。”

1948年8月8日，竺可桢和浙江省主席陈仪谈及大学思想，认为“办大学的方针以开导为主”。对竺可桢的选择，国民党当局当然不满，一方面他们一再想拉竺可桢去台湾，一方面却又将他与许多有骨气、有人格的知识分子一同列入“和平分子”的黑名单（1949年4月15日，竺可桢的朋友周普文告诉他，周曾见到过特务人员的两张黑名单，一张是“反动分子”，一张是“和平分子”，很多知识界朋友都榜上有名，竺可桢也名列其中）。同时，左翼学生也对竺可桢不是一边倒的选择不满，1949年5月他们曾在浙大校内的壁报指责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云云。”

三

1948年6月12日，竺可桢对学生谈话说：“余认为大学应以教授为重，主张教授治校乃是余十二年来之一贯政策。”早在1936年4月25日，他到浙大上任之初就在演讲中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他深知：“不过要荟萃一群好教授，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办到，而必须相当的岁月，尤须学校有安定的环境。因为教授在校有相当的年份，方能渐渐实现其研究计划，发挥其教育效能。而且对学校感情日增，甚至到终生不愿离开的程度，这才对学术教育能有较大的贡献。”

竺可桢把教授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看作办学的三要素，其中称教授人选是第一位的、至为关键的。谈家桢1937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因为他出身于教会办的东吴大学，想进国立大学在那个时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由胡刚复推荐后，二十八岁的他竟收到了竺可桢寄来的浙大聘书，被聘为每月薪金三百元的生物系正教授。多年后，已是成就斐然的谈家桢感叹：“竺先生是‘任人唯才’，而是不讲派系的。所以，他把我这样一个‘外来人’也聘进了。后来，我还听说，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教授，也都由他聘来浙大，并且都得到重用。可见他聘用教会学校出身的教授，并非仅我一人。”与竺可桢共事十三年的苏步青也说：“竺先生是最爱惜人才的。只要有好教师，他总是毫不犹豫立刻聘请，而且是千方百计地去聘请。所以许多有才干的教授都肯来浙大任教了。”

此前因抗议郭任远的做法而辞职离开学校的物理学家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等都被他一一请回来了。其中束星北因为“个性太强”、曾当面冲撞过蒋介石，许多人对请回他有所顾虑，竺可桢却不顾这一切，照样聘为物理系副教授，并很快升为教授。

竺可桢爱才如命，唯才是举。他初来浙大，带来了一批原来在东南大学工作时的同事、学生，担任教授或重要职务，如胡刚复、王琎、梅光迪、张其昀等。外界虽有所非议，但是这些人确有真才实学，为浙大增添了力量。

对于聘教师，他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并非只看重名气。1948年2月14日，浙大哲学系请到了六十多岁的哲学家熊十力。竺可桢认为熊对于国学、哲学虽造诣很深，“但对于学校能有多少贡献大是问题”。他说：“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紧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6月1日，当他得知熊仍领北大薪水时说：“余数言此辈老先生之来，徒事装饰品，不能于学校有点滴之利益，因目前学生对于旧文学等均敝屣视之；哲学系尤应向新途径走，不能徒慕虚名也。”

浙大学生谢觉民在追忆中说，竺可桢以人品、学识和诚恳的态度请到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好教授，“他们有品格，有学问，但有时不免也有脾气”。牛津出身的费巩“最会骂人，在教务会议上，他公开指摘竺师，说：‘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意思是他习政治的，有知人之明。竺师也只是含笑不语，可见他的容人之量。”（从费巩日记可以看出他一度对竺可桢很不满，但竺可桢照样请无党派的他当训导长，在他出事后照样全力营救）竺可桢处处以身作则的品格、包容的气度，终能容下那些有才、有学、有德的知识分子。所以，1948年评出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浙大教授就有四人，仅次于北大、清华。谈家桢一再说，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办大学而成功的校长只有蔡元培和竺可桢两个人，“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派系的束缚而广罗人才，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

在竺可桢十三年大学校长生涯中，心理学教授黄翼，文学院院长梅光迪，教务长、物理学家张绍忠，历史学教授张荫麟等病故，他都关怀备至、悲痛毕露。黄翼去世后，1944年11月26日他认黄之子黄章恺为义子，赠以红玉一块、银笔杆一枝。梅光迪生病后，他不断前往探视，其中多次专门约医生李天助一起去看望。1945年12月27日梅死于贵阳，他于29日专程赴丧。黄、梅、张等先后病故使竺可桢受到很大刺激，以致于流泪，每次他都说：“浙大失去一个良师，国家失去一个人才。”而且总是亲自主持追悼会，尽力照顾家属。1947年7月28日张绍忠去世，8月6日他提议在图书馆挂黄、梅、张、朱四人像。1948年10月18日是黄翼去世四周年纪念，他约黄翼太太去凤凰山墓前致祭，再到张绍忠坟地上凭吊。

竺可桢长期以来对教师的关心，更是让不少教授永生难忘。苏步青的回忆就是一个证明。1947年2月20日，远在英国的他写信给苏步青、卢嘉锡等称：“惟沪杭一带物价日高，而薪俸菲薄，不足以维持生活，弟虽远在海外，无日不在怀念之中。虽前月政府曾有调整，但近顷美金波动，影响物价甚大，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且沪杭密迩，而生活程度亦相差不远，但公交人员待遇又相差甚巨。”他表示已写信给朱家骅请其从速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将杭州待遇改成与京沪一律”，给教职员配发公粮。这封信在3月17日的《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发表时，信前加上了“竺校长关怀员工生活建议教育部配发联总食粮——竺校长致苏教授等书”的标题。10月13日，他为“教职员经济状况已到山穷水尽时期”而忧虑，一回国即不停地奔走在南京、杭州之间，催要经费。1948年4月1日，他在《大学教育与民主》的演讲中说：“所可虑者，教职员同人待遇菲薄，尤其人口多者，入不敷出，不能维持生活，不得不写文稿甚至兼旁的职务来过活。薪水最高的教授，一月所得以购买力来计算，仅仅抵到战前三十元之数，这如何能使人安心教课与研究？”

到了1949年，在风雨飘摇的最后几个月，竺可桢更是成了一架要款机器，不断地给教育部、行政院发电、写信，不停地奔波于上海、南京和杭州之间，叩开包括代总统李宗仁在内的国民党政要之门，整天为师生的柴米油盐而忧心忡忡。

这是竺可桢来到浙大的第十三个年头。竺可桢迎来了六十岁生日，真心爱戴他的浙大师生要为他庆祝生日。竺可桢于2月1日刊出《启事》：“现值海内鼎沸，同室操戈，民生凋敝，已至极点。学校经费拮据，赖举债以度日，同人月所入不足以温饱，同学赖公费以维持菜根淡饭，以致老弱者疾病丛生，死亡相继；幼壮者营养缺乏，发育堪虞。值此时际，马齿加长，徒增悲悯，尚何庆祝之足云。”

身为大学校长，竺可桢本人历来生活很简朴，身无长物，乃至朝不保夕。1941年，遵义物价飞涨，一日三变，他从衣箱中翻出上海华安人寿保险公司已经期满的单据，一共两千元，不过能买几担米，“一生积蓄仅此而已，岂他人所能信哉”。1948年2月1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到：“今日薪水未发，一月份钱早已用光。允敏说无钱买菜，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适读富兰克林自传，内有致富之道，言极扼要，因急译出，以饷无钱买米的同人。”在西迁途中的1938年，竺可桢的儿子、妻子相继病故，他强忍着巨大的痛苦，始终把学校的安危放在第一位。竺可桢在1948年6月1日的日记中说：“因余从未向学校领私人应用之物品。惟草纸一项余个人所用者由学校供给，嗣后余亦当停止使用。允敏并当面告知，谓私人决不要公家之物来用。余意以后凭余开条签名取物。”

竺可桢多次标榜浙大教授的治校精神，认为浙大校风是万事公开，实事求是，师生合作。1945年9月17日，竺可桢在演讲《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时说：“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教授治校主要体现为全体教员每年举行一次教授代表选举，被选举者可以连选连任，参加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这种工作作风即使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也未尝中断。1940年12月1日、1941年11月27日、1942年10月13日、1943年10月4日、1944年10月31日，竺可桢日记都详细记下了选举情况。1943年2月21日，他在日记中感慨：“抗战以前，浙大教授对于校务会议漠不关心，故开会时常不能足法定人数。近来因生计关系，各觉有切肤之痛，故渐渐认为有开会之必要，而同时对于学校，亦认为与己休戚相关。此则不得不认为一种进步也。”

1947年6月18日竺可桢从欧美考察归来，在学生欢迎会上演讲说，浙大的精神体现在“求是”二字。向来以研究学术为重，校务则向由教授会主持，这是浙大的民主。本人笃信民主精义，所以一切校务，都按校务会议的决定执行。1948年当学生自治会的章程与校务会议的决议有冲突时，他于6月15日在写给王季梁的信中说：“弟十数年来素主张教授治校，大学应以校务会议为最高权威。”这年10月29日他对应届新生训话时说得很清楚：“大学宜民主，固甚彰明，惟民主有先后，当自教授始，如此可冀各安其位，爱校胜己，历十载五十载以至一生工作于斯。学生时间较短，故宜采取教授治校。”

1945年2月，浙大政治学教授费巩在重庆“失踪”，从知道消息的那天起，他就认定是“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构”干的，并为费巩的性命而深为担忧，为此不停地奔走于各个机构、部门。竺可桢日记中有关费巩的记载至少有七十八处之多，可谓牵肠挂肚。1942年12月10日浙大外文系讲师冯斐被捕，15日由竺可桢、梅光迪等三人具保获释。1947年7月25日，束星北来谈数学助理徐某事。竺可桢说：“徐昔年曾为共产党员，但曾悔过。增禄且来函说明，保证其不为政党活动。但余知保证并无用处耳。但校中用人，素不管党派如何耳。”

1947年12月1日“于子三事件”未了，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告诉竺可桢，治安机关称“浙大某教授及学生若干人有共党嫌疑，某教授为组织指挥人，学生可暂不捕，教授非立即逮捕不可”。受他保护的张君川后来追忆说：“我初到浙大，教过半年的俄语，遭到当局非难，幸赖竺校长保护，停课作罢。以后我因在外文系开设莎士比亚课程，为了戏剧演出实习，建立戏剧班，又在中文系下设现代文学课程，亦建立现代文学班，与戏剧班时常联合进行学术讨论。学生聚在一起，也找些进步书籍阅读。在进行讨论中，曾谈到官养活民还是民养活官的问题，从而产生为什么民养活官官压迫民等现象的学术讨论，也就产生初步的民主思想。浙大对学生运动都予支持，当局无情镇压，都受到竺校长暗中保护。费巩教授遭受迫害后，当局偕一美国人借故审问我们，指责我们不该开设戏剧班、现代文学班，在文庙街遥遥相对宣传异党主义，当时竺校长就在隔壁，非常担心。幸赖他的关怀，现代文学班遭到解散作罢，遭逮捕传讯的学生，由竺校长力保得以释放……‘于子三事件’发生后，也波及戏剧班，由沈鸿烈（浙江省主席）告诉竺校长要逮捕一些人，竺校长一方面嘱咐学生早日离校，一方面派秘书诸葛祺夤夜十一时来平湖秋月寓所告诉我藏匿，幸亏竺校长从中保护，才得幸免于难。”

四

1938年11月1日，竺可桢在对浙大学子演讲时明确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他希望大学生能成为一个地方的楷模，成为一般人士的表率，能做到不仅“谋食”，而且“谋道”。他说：“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所以他把大学教育首先看作是道德教育，认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一定要有高尚的道德，“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他要求学生切记，以后遇到作弊机会时能否拒绝，这是衡量大学教育成败的试金石。每周一次的纪念周活动，只要竺可桢在学校都要亲自主持，并发表简短演讲，经常引用古今中外的进步思想勉励和教育学生。学生刘奎斗回忆说，聆听竺训话，“他的家乡口音比较重，实在使我这北方人无法完全听懂，但是训话中诚恳、慈祥的态度，以及一再说到母校校训：‘求是’，令我永铭于心”。

竺可桢斩钉截铁地告诉学生：“一个民族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并不可怕，可怕是人民，特别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没有科学头脑，轻信、盲从，这样的民族有亡国的危险。”“一般人以为大学之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学得专门之智识与技能，以为将来个人到社会中，从事谋生立业之基础。而为国家着眼，则系造就领袖人才，领导群众以发展事业。但据个人观察，大学毕业生如欲为国家造福，则单求一点智识与技能，尚非最重要的目标。大学毕业生的人生观必须确定，方能使社会事业有格外的成功。”他希望大学生成为社会中坚，要不顾利害，只问是非，“而中国今后是最需要头脑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科学如此，政治亦然，若不以是非之心，而以好恶之心来治国家，也是不行的。”他不厌其烦地告诫浙大学子，在是非与利害关头，“不可忽视是非而专重利害”。

抗战期间学生患病不少，竺可桢经常去看望病中的他们。有急病需要送贵阳的，他都用全校仅有的一辆校长小车送去。遵义时期，他曾对当地警备司令高文白说：“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但他并不一味地溺爱学生，西迁途中，从泰和到宜山，由十七个学生组队从水路押送很多同学的行李，因为传闻敌军来而弃舟先走，导致一船行李全失。陈训慈1938年11月14日的日记记载，竺可桢在几天后的全体会上责备他们，可以说声色俱厉：“这种受公众委托，承担不了责任，而敌未来即弃舟而逃，轻信传来谣言是不智，不负责而损害友物是不仁，临危弃公众之物是不勇……所以此非小事，是我们迁校之大辱。并且说教职员未善尽导致之职责，也是浙大之奇耻。今后必须以此事为教训，树立知勇负责之学风。”（竺可桢日记所记大致相同）1944年12月，浙大学生、三青团干事谢力中因为购盐等舞弊，被学生告发，将被开除，到竺可桢那儿哭诉。竺日记两次提到：“余告以自作自受，乃大丈夫应有之态度，不要哭哭啼啼，作小儿女态。即使开除，亦非绝路也。岂有堂堂大学生，而尚不能谋生乎？”“余勖嗣后作事，务立定脚跟，不稍以私而害公，致遭人攻击，则此次之打击亦为良好之教训也。”1948年6月7日，因为有学生在壁报上张贴文字骂青年军为职业学生，引起双方冲突，他一方面要骂人的学生刘忠潮承认过失道歉，一方面担心其安全，留他和自己的孩子同房间睡。

竺可桢的老友、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对人说，在竺可桢眼中，“浙大学生个个都是好人品和有学问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研究”，学生有读书的自由、探索真理的自由。1947年5月25日，竺可桢远在美国旧金山，从当地报纸上得知浙大还在罢课之中，在日记中写下了“真使人焦急”五个字。后来他对1947年4月到1948年4月的罢课作过统计：“共罢课五十五天，其中例假一天，星期日六天。”一年中罢课的时间竟达八星期之多，也即是上课时间的四分之一。他虽然理解青年学生“多不满现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是大学生，“关心国是也是应该的”，但他始终认为时时罢课，学业损失太大，“这种荒废学业，凡是关心教育的人，统引为极痛心的一桩事”。而且他更不赞成“以罢课作为要挟的一种工具”。

但无论学潮如何汹涌，竺可桢1948年1月5日的日记中说：“余始终认大多数学生乃系善良的也。”1948年4月1日他在浙大五十一周年纪念会上郑重地说：“办大学教育者必得有基本信仰，就是大多数学生，可以由经验和教训使入于理智所承认为正轨的途径的。”1947年8月浙江省主席沈成章当着竺的面表示对于浙大罢课学潮之印象极坏，甚至说“浙大乃共产党大本营”，认为浙大处理学潮过宽，开除的学生太少。竺可桢坦然回答：“学校处理学潮，不能用武，始终认大部分学生系优良子弟。学校须以德服人。目前要点在于组织教授，扶植善良，潜心读书，不为政潮所左右。”

到1948年2月，国民党当局多次要竺可桢开除左派活动学生三四十人，以为这样学校就可以安静。但他认为这一办法只能收效于一时，“浙大向来事事公开，开除学生必须有理由。校中并不知谁是蓄意捣乱的共产党。省府所给名单未必可靠，且昔年被捉去之学生如滕维藻、潘家苏、王蕙诸人，迄今均在中央政府做事，亦不见有异。故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6月15日，当局又有人主张大批开除学生，竺可桢依然坚持“此种政策与浙大作风大不相似，不能施行。如欲施行，亦必须另派人前往也”。8月19日，国民党当局要大捕学生，交来一个要逮捕浙大师生十九人的名单，其中有张君川、冯斐、曾明洲等教员四人。竺可桢表示：“学校只知学生在校是否守法或安分守己，更不知其暗中有何活动。如欲逮捕，必须有确切之证据。”每次当局要求开除学生，他的态度都是“不能任意开革，否则莫须有之事何以服人？”

竺可桢曾对陈布雷说：“年轻人欲批评亦未可厚非，若批评政府者皆目为共产，则不啻为丛驱雀也。”当年求学浙大时就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吕东明回忆说：“他也并不因为学生的政治倾向而在爱护上有所偏颇。他历来主张学生政治信仰自由，在学校里各种思潮、主义都可以研究。他对违反校纪的学生也不问政治态度，一律按校纪处理。尽管校内外国民党一再责难他包庇纵容左派和共产党，他很不以为然，坚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地爱护学生的态度。”学生吴耕民也回忆说：“每次国民党军警要来捉学生时，竺先生得知后，立刻通知我们叫有关学生暂时避开，做好必要的准备，以免牺牲。”竺可桢曾提到的滕维藻、潘家苏、王蕙，还有邵全声等都曾遭国民党拘捕，在他的奔走营救下，才得以重获自由并完成学业。

1942年1月16日在遵义的浙大学生发起倒孔游行。竺可桢虽然不赞成学生上街，在劝说无效之后，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他不仅亲自步行到步兵学校，要求军警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而且走在学生队伍的最前头。据学生杨竹亭回忆，竺可桢当时对学生说：“你们父母把你们交给我们学校进行培养教育，我对你们的生命安全是负有责任的。如果你们一定要出去游行，我带你们去，但是一定要有纪律。”

1942年1月22日深夜，浙大毕业已留校的助教潘家苏和农经系四年级学生滕维藻住处受到国民党湄潭党部叶道明等搜查，随后被栽赃陷害，拘押在遵义。事发之初，竺可桢专程赶到湄潭，之后几次亲去探望，派人一日三餐去送饭菜，并四处收集有力证据，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即使自己脚上冻疮破烂，但他依然忍痛前去交涉。最后竺可桢终于找到两人被诬陷的证据，于4月27日由他出面具保获释。后来，“潘家苏是个好学生”这句话曾让潘和他的家人感念一生。

其时，教育部正调查浙大倒孔运动，要求开除一批学生，贵阳、遵义的特务机构还要捕拿被认为是策动倒孔运动的学生陈天保、张由椿等。这些学生怕布告贴出来行动困难，要求学校的处分布告缓三天贴出。竺可桢答应了，等他们悄悄地安全离校，学校才布告开除。2月19日夜，浙大史地系四年级女生、“黑白文艺社”社员王蕙只不过在倒孔大会上讲了几句真心话，就被秘密逮捕。第二天，国文系学生、“黑白文艺社”第二任社长何友谅被捕。2月21日，“质与能自然科学社”社员、电机系学生陈海鸣被传讯（经竺可桢等努力保释，最先获释）。

何友谅与王蕙先被押往贵阳，再被送往四川重庆青木关附近的五云山集中营的，即所谓的“战时青年训练团”。竺可桢一直挂念着这两个学生，对他们的处境关怀备至。这一切都记录在他的日记中。比如，1943年1月22日，竺可桢为了王蕙、何友谅的事曾专程去青年团求见康泽。尤其感人的是这年5月29日，竺可桢到重庆公出时还专门去了解他们的近况，步行七八华里之遥上五云山探望。可惜何友谅因逃狱被抓回受到严密监督，不能见客，只见到王蕙，所以竺可桢“颇失望”。而归途中的竺可桢坐车到青木关，在车站“见一穿制服者押一学生模样人物加手铐者来”，不禁“为之泪下”。王蕙曾为年过半百的校长顶着烈日爬山来看望自己而无比感动。很多年后，当她读到校长当年的这段日记时更是感慨不已：“他不说自己在烈日与敌机威胁下为两个学生受惊受累，却记下他为青年学生受难而同情落泪。如此校长，岂不胜过父母！”她说：“我们都是普通的学生，但竺校长却费尽心机，多方营救。”最终，王蕙由竺可桢保释，而何友谅却惨遭杀害。竺可桢对此心痛不已，一直引以为憾。

在校长任上，几乎每一次浙大学生被捕，竺可桢都竭尽全力援救，绝不袖手。1943年7月13日，当竺可桢得知浙大女生卞妽以“共党嫌疑”被国民党遵义县党部审问时当即表示：“嗣后如有传问，可以不往。”1945年4月1日，当他得知参加青年军的浙大学生王香耕、易钟熙、李家镐、程士伟、徐铭等被二○二师军法处拘捕，随即亲自赶到綦江，向二○二师长罗泽闿询问学生被拘的情形，要为他们担保恢复自由。

1945年因为费巩“失踪”案含冤入狱的浙大毕业生邵全声在《虎口脱险记》中回忆了“从九死一生的虎口中逃生出来”的那段经历，不禁泪眼模糊。特别是当他看到竺可桢日记，得知校长在日本投降的大喜日子中还惦念着他，感动之情难以言表（1945年8月14日竺可桢日记说，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10日重庆狂欢”，“又知邵全声迄未释放”）。竺可桢自始就相信邵全声是清白的，认为费巩是否已被害虽不能断言，“殆非邵之所为，则可断言”。他一再与重庆卫戍司令王瓒绪联系“均不得复”，深知“营救亦非易事耳”，却从未放弃营救。而邵全声说自己在浙大读书时和校长很少个人往来，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并且当自己在重庆被捕囚禁时，已离开浙大先后在云南、重庆教书三年多，并非浙大在校学生。他永远忘不了在押期间竺可桢几次亲来探视的情景：“我凝望着他穿着棕灰色夹大衣，拿着手杖的背影，渐走渐远，转过围墙，终于看不见他了。”直到获释后回到浙江临海家中，邵全声才知竺可桢每次营救之后都把经过情形扼要地写信告诉他父亲，前后有十来封之多。信虽简短，但其中营救之艰难、曲折尽见。

1947年10月26日，竺可桢得知浙大学生于子三等四人被捕的消息，到处给有关当局及个人打电话：既有民政厅，又有警察局；既有省党部、保安司令家，又有省政府秘书长。他要求保安司令转告警察局：“四人如有重大嫌疑，应送法院，如无，则由余保释云云。”当天竺可桢赶到保安司令部、警察局各处交涉，要求保释未果。27日，他要求见被捕学生，当局以“恐泄漏秘密故不允”，他又郑重“要求早日引渡至法院，可用司法手续办理”。28日晚上十点半，竺可桢还打电话要求保安司令部将学生移交法院。29日上午，他打电话给保安司令部责怪他们“爽约”，尔后主持召开行政会议讨论营救方案，并劝说学生不要罢课。然而就在这天下午，于子三在狱中被害。竺可桢与医生李天助、学生代表二人立即赶到现场，拒绝在所谓于以玻璃自杀的验尸报告上签字证明，只在另一纸上写下“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委实已死，到场看过。竺可桢卅六年十月廿九日夜十二时”几个字。由于连日奔波，日夜操劳，还要处理日常校务，吃睡都不正常，体力不支，加上心情难受，他竟当场昏晕了过去。11月5日，竺可桢在南京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千古奇冤”。“总之，学校的立场认为这是一法律事件，其最后结局，将判明政府法治精神的充分与否及保障人权意愿的有无。”他的仗义执言震惊全国。教育部长朱家骅要他在报纸上“更正”，他断然拒绝：“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更难得的是，他曾在这一关键时刻公开表示：“一本过去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弃追求真理。”

11月20日，浙江省高等法院判处浙大学生陈建新、黄世民、郦伯瑾三人有期徒刑七年。竺可桢嫌判决过重，认为是法院屈从党政压力，“此案政治性重于法律性也”，亲自到南京向有关方面诉说不公，并以法律途径向高等法院上诉。

每次被捕学生家长去狱中探视，竺可桢也都尽力写信介绍。1948年8、9月，浙大学生吴大信、李雅卿先后被捕，竺可桢虽无力挽回他们被判刑的结局，但他每次都为保释学生争取尽可能公正的法律审判做了最大的努力。由于竺可桢始终站在爱护学生的立场上，当年12月12日，教育部转来的情报指控说：“自8月22日由此间会同特刑庭拘捕吴大信后，竺校长之态度即形转变，甚至包容奸伪匪谍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问不闻，而对于特刑庭之传讯则加以拒绝。”在列举了六项事实后又指出：“无怪社会人士认浙大为共匪之租界。总上各情，浙大当局包容匪谍学生之非法活动，实责不容辞。”竺可桢在日记中抄录了这份情报，认为所有指控都是子虚乌有。

苏步青也回忆说：“例如有个学生是地下党员，叫陈业荣，生着肺病，国民党要捉他。竺校长让他在学校里修养，将他保护起来，结果没有捉他。1949年2月，浙大的四个学生和一个助教还被关着。那时竺校长说：‘只要训导长去保一保，就可放出。’这时由张其昀先生陪着我一同去，由我打了手印，把他们保释出来。”

五

除了坚持教授治校外，竺可桢也主张学生自治。1940年12月2日他对学生说：“全体同学本着服务的自治的精神，爱护自治会。须知自治会是全体同学的事，并非几个代表、几个干事的。应当在自治会里练习服务人类、大公无私、为大众谋福利的精神。”竺可桢曾在著名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演说中对学生说：“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他认为学生自治正是对他们各种品质、特别是牺牲为公的服从精神的自我训练。

但竺可桢对学生自治会的做法也不是一味认同、纵容。1945年12月5日，在遵义的浙大学生自治会要以全体浙大学生名义发表呼吁停战宣言，他认为用“全体”名称不妥，这样做必须通过代表大会。1947年11月2日，于子三被害几天后，浙大学生在群情激愤中举行自治会代表选举，他在日记中说：“此次为第一次普选制，代表九十一人已选出，其中左派占十分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也。”然而，当年11月27日，当教育部长朱家骅密电浙大解散学生自治会时，他在第二天召开的行政会议上只是决定劝学生复课，只字不提解散自治会一事。

对浙大“民主墙”——学生自治会办的生活壁报（后改名费巩壁报），他的态度也是如此。竺可桢不主张壁报办得政治气味过浓，但他认为只要学生真实姓名发表批评意见，认为这是言论自由，没有理由取消。遵义时期，他曾亲自书写“民主堡垒”四个大字贴在生活壁报上，允许学生可以用包括笔名在内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据1941年考入浙大的林昭回忆说，学生在壁报上时常要发牢骚，甚至冷嘲热讽近乎漫骂，而“竺校长对学生个人从不非难，但从爱护全校同学出发，不给当局有可乘之机，造成当地军警来校搜捕学生的借口，所以要求言论应有所节制，大学自应以学习为主，政治活动宜退出学校，庶几使主持校政者可以据理力争，不致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对于学术性的壁报或论文，则从各方面加以支持”。

从1945年1月9日起，不断有人向竺可桢反映学生在壁报上匿名攻击政府、个人，校方受到很大压力。5月14日他对学生说：“民主国家固有言论的自由，但言论应负责任，不可出以谩骂，更不应冒用他人的名义。今后生活壁报必须用真姓名�熑缬帽拭�亦需以真姓名通知编者。”5月25日，教育部密函指控浙大的“自由堡垒”壁报、“今天”、“虹”、“生活”、“石榴花”等壁报“内容均极反动”。而竺可桢只是重申壁报发表文章要用真姓名。5月27日他说：“但无论如何，壁报上写真姓名是言论负责，此乃无可否认，决不能让步者也。”29日，他又对学生说：“以目前校中以言论自由而造成之危机，因外间均责难浙大包容反动分子，甚至有捕人之可能。特务所注目者为郑文炎、刘茂森等等。余不愿见有捕人之举，因此更不能不用审查制度，庶几言论自由校中可以酌定尺度，同时亦可以向外负责。”他对自治会代表讲：“目前学校因言论自由溢出范围已到危险时，故校中不能不将审查之权收回。”

即便到了1949年，浙大学生自治会出的《每日新闻》“全载共产党广播，为保安司令部所不满；且对外销售”，他也只是要求自治会“将《每日新闻》出版负责人或机关印出（《每日新闻》只有出版地址）。若欲向外发售，必须向市府登记”，并没有强行干预自治会的活动。

当学生自治与教授治校的精神发生冲突时，1948年6月12日，他对学生说：“目前之困难乃在有两种权力存在于学校，即自治会与校务会议。但校中最高权威只能以校务会议为依归，故学生壁报以及一切自治章则与校规及校务会议议案�熡兴�冲突即须修改。至于每个学生在校之自由，学校必须予以保护，如读书自由不能由自治会组织纠察以剥夺之，身体自由不能同学随意听信谣言、任意搜查。”

他曾对学生自治会代表说过：“自治会尽向余致敬、献旗，而从不听余之劝告，其矛盾极为显著。余素来以君子待人，故凡事均主张从宽办理，但如内部秩序不能维持，则外力自必侵入，我即不能为同人、同学作任何之保障。故校务会议之决议案必须执行，不得抗衡。自治会章则但保障骂人，迭次发生纠葛，故必须加以更正。”

另外，当年的浙大学子无不知道，他们的校长如何严格，若学生入学考试录取分数哪怕差一分，至亲好友甚至上司也绝不通融。1946年10月1日，浙江省主席沈鸿烈的女儿沈致平考浙大中文系时，“国文六十五分，但数学只二分，平均二十八点六”，浙江参议会议长张毅夫之子张国维，“考文学院一年级，国文五十九，而英文十二分，数学零分”。10月4日，省建设厅厅长皮作琼、省政府秘书长张协承等先后来说情，他坚决不同意，称：“因敷衍无限制，而一年级入学考试不能不严格执行。”

1949年2月7日，对浙大颇为关照的浙江省主席陈仪亲自出面说情，称有两个学生要到浙大借读，其中一个是暨南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郁飞，即被日本人杀害于印尼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之子，当时住在陈家。竺可桢直率地表示：“余颇以为难，因欲来借读者人数甚多，且此二校均在上海南京继续开学，何必借读于浙大。”2月10日，陈仪再次问及郁达夫儿子来浙大借读的事，他又一次拒绝了。3月25日上午，北大法律系二年级学生华力带着胡适的信来，竺可桢表示“浙大开学已六星期，此时不能再收借读生”，只有等暑假再参加入学考试。对浙大教师子弟，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子女也决不徇私。吴耕民回忆说，他女儿竺梅投考浙大成绩不够理想，就没有从宽录取。他的大儿子抗战一开始就当兵抗日，从没听说要到浙大来开后门。即使有教师以不应聘相要挟，他也不为所动。竺可桢一再在日记中说：“降低程度收容乃是困难之事，因教职子女可收容，则弟妹亲戚均可收容，将来校中将无法拒绝一切外人之说情矣。”“若欲学校通融，则此门一开，以后效尤者不可胜数，从此浙大学生均可将考试不及格之学生入校矣。”

在内外交困的夹缝中，心力交瘁的竺可桢曾一次又一次产生辞职的念头，但面对师生的挽留，却又一次次留了下来。例如，1944年12月11日，学校接到教育部通知，称浙大将合并于中大，学生全体从军，教职员之年岁合格者亦从军。看到这个不亚于“晴天霹雳”的电报，竺可桢“自余个人着想，自此得脱离苦海，确是佳事，但为浙大着想，如此下场则大不愿也”。幸好浙大解散终没有成为事实。

1947年11月5日，竺可桢对朱家骅说，浙大的事不能再干了。朱深恐他的辞职引起学生误传，故竭力劝说。竺可桢说：“此类顾忌实防不胜防，但值此困难关头，余若辞职，亦必受人责备，故不能不再硬头皮干下去。”11月6日，他再次向朱提出，称至明年春天决计辞职，“问题因在内外特务、政客交迫之下，余实无以应付，且为校长十二载，实亦可以对得起浙大，对得起国家矣”。11月7日，他又对陈布雷提出辞职：“告以目前特务与反动内外夹攻，余实无术应付。若掬诚相对，则两方均不以诚相见也。”1948年1月31日，竺可桢说：“余告以在校十二载，已属忧患余生。抗战时期日在流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之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故拟早避贤路。”2月4日，学生自治会代表送来有一千一百三十九名学生签名的上校长书。他深情地说：“余告以目前精力日衰而事务繁杂，已非余力所能任。且余如辞去，必须有接替之人，不致挂冠不顾而去。”3月20日，廿九级毕业生四十人签名挽留，他再度表态“决不随便撒手而去”。直至1949年4月29日离开浙大之际，他关心的仍是学生的安全。竺可桢后来在留给严仁赓、苏步青的信中说，自己之所以最终于狂风骤雨中仓促出走，是因为国民党浙江当局保证“负责期内决不入浙大捕人，弟心为之释然”。以后竺可桢在上海，浙大师生多次来函电，促他回校。1949年6月2日，竺可桢致信王国松、蔡邦华等表示：“十四年来，弟在浙大虽竭尽绵力而仍不免左支右绌，烂额焦头。幸赖同仁维护，同学之协助，学校得以撑持。近则弟已年达耳顺，精力日衰，不能应付繁剧，自当退让贤路，使年富力强者出而主持，则浙大前途庶可无限量。”

竺可桢的十三年大学校长生涯在连天炮火和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中结束了。他在动荡不安的十三年乱世中创造的奇迹及对大学理想的坚持，无疑可供后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