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的“直”与“曲”

他一生为人正直，不平则鸣，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怕得罪人。那个“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诗句中所影射的权臣韩侂胄造了一个南园，请他写篇记，他说官我可以不做，文章是不写的。他就是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字廷秀，江西吉水县人），铁骨铮铮，是个很有特点的人物。

还有一事，孝宗爱他的才，很想重用他，就向同在朝中做官的周必大了解情况，可连同为吉安老乡的周也没说他的好话。他的直率得罪了多少人由此可见一斑。

更要命的是他连皇帝也敢得罪。1185年，南宋发生地震，他借机上书朝庭，洋洋洒洒数千言，一下子给皇帝提了十条意见，措词颇为严厉。高宗驾崩时，孝宗创立了一个议事堂，命令皇太子参预管理政务，杨万里从“民无二王”的古理出发，劝说皇太子不要答应管理政务，免得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太子一听，吓坏了。这本来是从国家的安定出发的，但也就是这个时候，他的直言得罪了皇帝，所以在料理高宗后事时，写《容斋随笔》的那个大学士洪迈不等集体商议，就独自决定把吕颐浩等人列入配飨的名单送给孝宗。杨万里上书指责他这样做无异于指鹿为马，这一下老怨新恨全迸发了出来，“你杨万里把我看成怎样的皇帝了！”孝宗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然后就把杨万里外放到今天的江西高安县。

得罪了孝宗的杨万里并没有吸取教训，当他再次被召入宫中时，他还是一样口无遮拦地直言进谏。后又因别事得罪了皇帝被外放为江东转运使，可他还是没有接受教训，当朝中议论使用铁钱时，他又不合时宜地上书说铁钱不方便，还大胆地不按诏书行事，就这样得罪了宰相，又被改调江西赣州。这时杨万里才对朝庭彻底绝望了，他决定不去赴任，后无论朝庭怎样提举，也不再出仕，躲回到吉水乡下的老家，伴着青山绿水写他的“诚斋体”诗歌了。

他闲居乡下整整15年，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身后那个他付出过许多心血的朝庭，过着“卷帘亭馆酣酣日，放杖溪山款款风”般闲逸的日子。可当他一个在外做事的“族子”不小心说出了韩侂胄用兵的事，他“恸哭失声，亟呼纸书曰‘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贱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十四言别妻子，笔落而逝。”一个“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忠臣的真正心思便是想要掩盖也掩盖不了的。（关于韩侂胄的评价参见《中国教育报》2006年10月16日文史版《大宋的话语权》）

杨万里就是这样不折不扣地实行了他年轻时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张浚勉励他的话——“正心诚意”，他一生都是按着这个“诚”字去做的。

如果同样也要我只用一个字来概括他的诗歌，那么我会用一个“曲”字。

一是他的诗歌创作道路曲折多变，杨万里曾在《荆溪集自序》里这样写道：“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即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即王安石）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欣如也。”他跳出各家圈子，所创的诗体就是今人所称的“诚斋体”诗歌。他变师从前人为师法自然，他不再安于模仿古人，他要超过古人。也许他并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标，但至少他不步人后尘，不再立在别人的阴影里，而是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他独立而清晰的面容。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诗人，他这一生都在寻找一种适合表达自己感情的诗歌形式，其实也是在寻找自己，最后他找到了。

二是他的诗歌含义曲折含蓄，可以说是极尽含蓄之能事。也许有人会说“此话差矣”，说杨万里继承了古代和当代民歌的传统，语言极其平易浅近，怎么会是“极尽含蓄之能事”呢？我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杨万里在诗歌创作中主张“诗已尽而味方永”。语言的平易并不等同于诗意的浅显，平白如塘水，清澈见底的诗歌是达不到这个艺术效果的。

他的一些诗作也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篙师只管信船流，不作前滩水石谋。却被惊湍旋三转，倒将船尾作船头。”此诗明写行船，实写人生。一可解作表达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亦可解作不早作打算，后遭颠覆的命运，诗淳厚有味。还有些诗的含义可能隐藏得更深，不结合他的人生经历是很难见其诗心的。“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表面写作者闲居乡下的小情趣，其实结合他空怀报国之志，却无报国之门的人生经历，我们就能从诗中挤出苦涩的泪和沸腾的血。

杨万里的诗行间，还有更多的空白等着我们去填补。（彭武胜）

《中国教育报》2007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