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三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结束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之后，立即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当时，红一方面军的4万人，在毛泽东“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歼灭敌人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红军主力转移到赣江以东的新淦、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等地，准备迎敌。11月5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袁水流域推进，扑空后，又继续向赣江东岸逼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除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迷惑敌人外，主力于11月26日全部退到东固、龙冈地区。12月1 日，又秘密转移到黄陂、小布地区，隐蔽待机。12月中旬，国民党军由吉安、建宁一线，分八个纵队，继续进攻。30日，红军主力分路向龙网之敌突然发起猛攻，将其全部歼灭，俘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全歼敌军9000人。随即乘胜向东追击，又在东韶地区将敌第五十师歼灭一半，余敌纷纷撤退。这次战役，红军共歼敌一个半师，缴枪1．3万余支，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二次反“围剿”

国民党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于1931年4月，调集2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办法，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第一方面军3万余人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以少数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迟滞、消耗、疲惫敌人，主力从根据地边缘区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一带转移到根据地内的广昌、石城、瑞金、宁都等地，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和整训部队，从各方面进行反“围剿”准备，然后按预定计划于4月下旬隐蔽集结于东固、龙冈地区，待机歼敌。5月13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由富田向东固前进。16日，红军首先向这两个师发起猛攻，歼敌大部，取得反攻首战的胜利。接着向东扩大战果。19日在白沙歼敌四十三师之大部和四十七师一个旅的残部。22日，在中村歼灭敌二十七师一个旅。27日，在广昌城，歼灭守敌第五师一部。30日袭占建宁城，歼灭守敌第五十六师三个多团。15天中，横扫700里，连打五个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底，蒋介石纠集50万兵力，分中、左、右三路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中路军12个师由陈诚率领，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分三个纵队，由乐安、南城、金溪等地向广昌进攻。当时毛泽东已被“左”倾错误领导人所排挤。1933年2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以一部兵力将敌主力第二、第三两纵队向黎川方向吸引，主力秘密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于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待机。2月26日，敌第一纵队3个师分由乐安、宜黄向广昌前进。红军先以地方武装不断阻击、袭扰、迷惑敌人，当敌右翼第五十二、第五十九两个师进至宜黄县南部的黄陂、大龙坪地区时，红军于27日拂晓突然发起猛攻，经两天激战，将其全部歼灭。敌军遭此打击后，即改变部署，于3月15日以6个师分成两个梯队由宜黄地区出发，经东陂、甘竹直扑广昌，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军放过敌人先头4个师，于21日晨向进至草台岗、东陂地区的敌军殿后的两个师发起攻击。激战一日，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和第九师一部，中路军余敌仓惶撤退。在中路军向中央苏区进攻期间，左、右两路军仅在各驻区进行了“清剿”。红军两战共歼敌3个师，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及临近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企图逐渐消耗红军，缩小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消灭红军。这时，“左”倾领导人全面否定了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反“围剿”开始时，国民党军占领黎川。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先是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令红军北上迎敌，进攻黎川以北硝石、资溪桥等白区敌之坚固阵地，结果屡战不胜，丧失了主动权。1934年4月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中心进攻，博古、李德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堡垒对堡垒，“短促出击”，大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东堵西截，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在反“围剿”中，毛泽东曾先后指出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和湖南中部去，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正确建议，但博古、李德拒不接受。这样，红军经过一年苦战，终于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最后，博古、李德又实行逃跑主义，于1934年10月，仓促决定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